“我想写一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抒情史诗《帕特森》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一文中说:“这个世界主要的辉煌壮举就是造就了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在《草叶集》中,惠特曼不仅“歌唱一个人的自我”,而且“也唱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在《帕特森》中,威廉斯写道:“这座城市/这个人,一种认同.”可见,爱默生笔下这个“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人”在惠特曼笔下变成了一个包含“自我”和“全体”的人,而在威廉斯笔下,这“一个人”又进一步与一座“城市”相互“认同”.本文围绕“一个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这一主题,深入揭示威廉斯创作抒情史诗《帕特森》的心路历程.     

《清史稿》医家传记误述考订

一个人的名和字,误作二人父与子《清史稿》卷五百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医家《张志聪传》第一自然段有云:“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理,志聪继之.”《清史稿·张志聪传》的编纂者造作“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这句话和中华书局点校者标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清楚的,都认定卢之颐是父,繇为其子.实乃大谬不然.清乾隆时学者杭世骏《道古堂集》有卢之颐小传,传谓之颐字繇生.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     

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浅论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是“二十年刎颈交”,同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浏阳双杰”。过去,人们对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唐则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变法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些初步探讨。 一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迅速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更加严重的新阶段。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中国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的危险从“渐露机芽”发展到“迫在眉睫”。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十九世纪60—80年代还处于思想伏流状态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代表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小批爱国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唐才常是他们中的姣姣者。《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唐才常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和约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窃恐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     

语法修辞零扎(八)

代词不当唐才常曾托日本人劝张之洞接受自力军之拥护,据两湖独立。实际上企图依靠洋务派军阀的支持达到自己的目的。张之洞正在观望风色,既不赞助,也不干涉。他又希望得到英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中国近代史》辽人版478页) 说明:“他”字应换成“唐才常”,否则这个“他”就成了张之洞。又,第一个句号应改为逗号。     

《坚瓠集》中几条有关《红楼梦》细节的材料

<正> 《红楼梦》中有薛蟠把唐寅误认为“庚黄”的细节描写,与《坚瓠集》的某条记载相似,有人认为这是“暗合”,笔者却认为“相似”的不只一条,很可能是曹雪芹读过《坚瓠集》,涉笔时受其影响。理由如下:一、《坚瓠集》刊于康熙年间,作者褚人获与曹雪芹祖父曹寅为同时代人;且为《坚瓠集·补集》与《坚瓠集·秘集》作序的洪升、尤侗俱是曹寅密友(参见曹寅《栋亭诗抄》、尤侗《艮斋倦稿》),他们极有可能将《坚瓠集》赠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

关于稼轩词风,前人有“豪迈”、“豪放”、“豪壮”、“豪雅”、“慷慨纵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悲壮苍凉”(刘师培《论文偶记》)等各种说法.任何理论概括都是以牺牲大量的作品为前提的.仅从“豪”的一面来认识稼轩词风,显然是不全面的,南宋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云:“公所作大声镗塔,小声铿(钅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其后多有从豪、婉两方面来评稼轩词者,蔡嵩云《柯亭词说》云:“稼轩词,豪放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究竟是谁的诗句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是颇为人称道的两句诗,它形容作者创作的艰辛和煞费苦心.但对诗句的作者,有的说是“苦吟”诗人贾岛(如 1997年9月13日《钱江晚报》上《工夫为文》一文,就指明贾岛是诗句的作者),有的说是诗圣杜甫.《佩文韵府》又说是唐代的卢延逊.该书“一’字下有“一个字”条,引《扪虱新话》云:“昔人于小诗皆旬锻月炼,至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者.”《佩文韵府》编者在引文后加按语曰:“此二句唐卢延逊《苦吟》诗.”     

<全宋诗>校补二则

《全宋诗》卷二四八三据《橐斋铅刀编》卷五录周年《冬日予与六人者游焦山谒圜禅师访瘗鹤铭断碑及焦公丹台怆然有怀兼谏朱陈二友陈方病目而朱校易未毕》第十二句阙四字,仅有一个”老”字。检《宋百家诗存·橐斋铅刀编》此句为“老钵席完莱”。又第十六句“一读一感慨”,《诗存》作“百不代一慨”。《全宋诗》卷二八三四据《方泉诗集》卷三录周文噗《赠相士丁日宣》,第七旬闭一字,仅六字为“兴来一笑扫燕□”,校云：“群贤集作云。”检《宋百家诗存·方泉集》,此句作“兴来一笑扫燕然”。作“扫燕然”于义为长。《全宋诗》校补二则@方…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是还是不是，这是个永恒的问题－－论《伊芙琳》

《伊芙琳》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小说 ,在这篇小说中 ,作者通过主人公伊芙琳在人生抉择时的犹豫 ,揭示了人在“选择”这样一个生存命题面前的彷徨和焦虑。小说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追问 ,在形而上层面回应了“是还是不是 ,这是个问题”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

1 姚燧《牧庵集》卷4《送李茂卿序》把元代主要入仕途径归纳为三条:宿卫、儒、吏。由宿卫入仕者“十之一”,由儒者“十分一之半”,由吏者“十九有半”。元人这一类的记载为数甚多,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元代各级官员之中,汉族儒士所占比例非常之小。而对这一部分入仕的汉族儒士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具体而言,入仕的汉族儒士也分两类不同情况。《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     

《师说》是阐明文,不是议论文──备课札记

《师说》是一篇传统课文，参考资料对它的阐释众说纷纭．一种说，《师说》的论点全在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全文都是围绕“从师”的必要性展开的（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集》），其实，看过第一段就发现这种说法讲不通。第二句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方面是说教师的职责、作用；一方面也是为后两句作铺垫．后两句说，“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言意人人都要从师解惑。可见，这几句都围绕着“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一中心。但是，后几句说的又是一个中…     

《水浒传》的来源

由“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水浒全传》,我初步认为它们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水浒》被金圣叹腰斩以前,叫做《忠义水浒传》,他的作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的说是“钱搪施耐庵集成”,有的说是“罗贯中所编”.这些说法,都强调《水浒》是“编修”的,而不是由某一个人撰写的,就是有主名的施耐庵“的本”,也有人说是“集成”的.今所见《水浒全传》最早的天都外臣序本.其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是比较合理的.     

“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 我思”的双重面相——笛卡尔论 “ 意志在判断之中”

：《 第一哲学沉思集》以 “ 普遍怀疑”为开端，探寻 “ 清楚分明的确定性”为目的，用“ 我思”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 “ 新基础” ，来证明上帝和物质世界存在的 “ 老问题” 。笛卡尔在 《 沉思集》之中 “ 按照思维的顺序”所展开的论证路向，一直被视为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开端和典范。然而，对于 “ 我思”这个全新的哲学开端，笛卡尔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本文试图从 《 沉思集》中的 “ 意志”问题入手，展现出隐藏在理性主义者面相下的另一个笛卡尔形象：一个意志论面相的笛卡尔。     

《刘随州集》重出诗考

刘长卿《刘随州集》,收诗500有奇,重见他人集中近30首.单是重见皇甫冉集,就有10余首之多.现在我试着辨析一些诗,并按《丛书集成》本《刘随州集》标出卷数.一、《寄灵一上人》(卷三),题下注“一作皇甫冉诗,一作郎士元诗.”冉集题《赴无锡寄别灵一、净虚二上入云门所居》,有“欲徇微官去,悬知讶此心”句与赴无锡尉相合,又云“新年芳草遍”,是新年初春时也.郎士元集题《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但李嘉祐另有《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灵一有《酬皇甫冉将赴无锡于云门寺赠别》,故应为皇甫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