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贞观之风

[“贞观之风”一直被后人称颂,而什么是“贞观之风”?专论者少,本文将之概括为“诚信待人,兼听纳谏”八字,作者认为“贞观之风”是唐太宗取得辉煌的武功和文治的主要原因。因其诚信待人,故得人心,竭力为其打天下治江山;因其兼听纳谏,故能集众智成大事,取得贞观之治。“贞观之风”对后代影响深远,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唐太宗贞观之失述评

史家常称唐太宗圣明,为政多善而足法,故有“贞观之治”。然考诸史实,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隋文帝施政方针的得与失

隋文帝在位前期虚心纳谏,用智囊团之谋,定对外对内之策,取得成功,出现“开皇之治”;在位后期刚愎自用,拒谏斥贤,决策失误,为隋朝埋下了致亡的隐患。     

复语考略(下)

(20)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汉书·食货志》《辞海》“无虑:大都,大约。”“大抵:大概,大都。”按:这两个词亦即(14)例中的“虑”、“率”之义。“无虑”中的“无”字无义,前人多谓之语首助词。二词的用例: (20—1)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0—2)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汉书·冯奉世传》     

试论楚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摒弃人才

清代名儒崔东壁曾说:楚国所以能从弱到强,是“犹能用贤故也”,“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但这仅是楚国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楚国所以最后衰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用贤故也。     

巴、巴人、巴文化释名

一、“巴”为族姓,起于图腾 学林论“巴”,不外二端 前辈学者及时贤在论及“巴”的名称由来时,都可以各执一理,引为深论。但若概括起来说,似乎又可以归结为二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形象取义,其中可细分为三。第一,说“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元和郡县志》卷34)此说于时、于情、于理都有望文而生义之嫌。第二说“巴”之本义为坝,此依蜀人语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更法

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③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④民之道。君曰:“代立⑤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⑥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⑦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⑧定变法之虑,殆⑨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⑩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11)于民。语曰(12):愚者     

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

“养气”说与“寡欲”说为孟子道德修养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二说的理解认识向有分歧。作者认为，孟子所谓“养气”的过程，实即使人的感性行为化为由理性支配的过程，其“养气”说的实质意义是在强调理性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意义。孟子关于“养心”与“寡欲”关系的认识，实包含了如何对待义利关系的观点，故引发了后世的理欲之辨。从孟子到宋儒及清儒戴震关于义利、理欲关系之思想发展的经验来看，人们必须正视人欲与道德原则既矛盾又统一这一事实，依据客观实际寻找正确摆布两者关系的合理的度，任何脱离社会实际片面地强调满足人欲或片面地强调维护“理”的做法，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司马法》与《孟子》战争思想的比较研究

孟子反对的战争是反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彼此的掠夺战争，而孟子的政治哲学理论完全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孟子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始祖。孟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战争理想直接导致了中国数千年来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模式，专制的暴政一次次被推翻，但周而复始，问题的实质却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孟子的政治哲学和战争理论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反本开新，还有待于来哲掀开新的一页。     

秦汉郊礼初探

所谓郊礼,是指的郊祭天或上帝之礼。这是自西周以来历代统治阶级祭天常礼中视为“正祭”的一种最隆重的祀典,是中国古代社会至神崇拜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历来为中国统治阶级所重视,而“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郊祀志下》引匡衡语)。本文拟就有关秦汉时期郊礼的几     

略论唐太宗的用人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盛世,许多旧史家一致认为“振古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在军事上,对内削平群雄,统一了中国。对外打击异族的侵略,平定了突厥、吐谷(读余)浑、高昌、龟(读丘)兹、于阗等国,扩大了疆土;政治上,励精求治,任贤纳谏,施仁政,废酷刑,建立制度,实行“羁縻”政策,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加强了封建统治;经济上,对农民让步,发展生产,以致“斗米三钱”、“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人民过上较安乐的生活;文化上开馆办学,编书修史,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用人。贞观之世,     

“即故言性”：《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阐释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素称难解,这是因为注释者们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存在偏差。“性”是先天的、天生的,而“故”是后天的、人为的,孟子并没有把两者截然对立、分离开来,而是突显两者之间的交织互渗的一体性关系。“性”不能离开经验性的“故”的中介作用而直接对人显现,人因此必须通过“故”而探寻“性”的奥秘。通过“故”与“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孟子拒绝的是实体化、现成性的人性理解,而将性本身展开为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一言以蔽之,从传统的“即生言性”向“即故言性”的转变,构成孟子人性论的视域转换。     

《盂子》中有关“民”的称代词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主张“仁政”,以缓和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非常“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因此,“民”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孟子》里,称代“民”的词就比其他书多得多,据统计约有二十个。它们是:     

郝经文论断想

郝经为元代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他自觉承继孔孟及宋代理学思想又有所开拓。主张"文为道用",认为理为文之本"理在法先",三代"无虚文",务在实用,反对浮华不实之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内游于心",提倡统治者读《诗》,以便了解天下民情和百姓疾苦,明治乱存亡之理;要求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越是乱世越是要挺身而出,反对顾及个人舍天下自藏的做法。郝经这些思想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振文坛浮风之作用,对当今的文坛、学界仍大有启迪意义。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散文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善于辩论。孟子说:“我知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说明孟子掌握了一套辩论技巧。正是由于“不得已”而“好辩”,才必须讲究辩论的艺术和效果,形成了《孟子》散文雄辩犀利的艺术风格,《孟子》散文的风格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唐宋以来,《孟子》文章一直为许多古文学家所取法,潜移默化地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散文的艺术传统。宋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梅尧臣共同评判试卷,梅尧臣曾对一代才子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的文章大加赞赏,“以为有孟轲之风”,取为第二名。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功力却来自《孟子》,可见影响之深。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商君书·更法》译注

【说明】这是在秦孝公主持下,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大论战的会议纪要。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59年。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怕人们的议论指摘。痛斥了奴隶主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革,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这是一场儒法大论战,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商鞅变法扫清了道路。【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日:“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阁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