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苗怀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是清代中后期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后所产生的一种新型小说，它产生于北京，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迅速传遍全国，风行海内，成为清末民初流行最广的一类小说。它的产生和繁荣是多种文化因素有机融合...     

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

1 一般地讲,那些靠情节取胜的小说, 由于追求情节的奇特性和人物的传奇 性,便往往不重人物性格,如《封神演义》一类的神魔小说,《三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及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大抵如此。而《三国演义》的超群杰出就在于,它在继承中国文学中“以奇为美”的艺术传统去构置故事情节的同时,又莫不形诸人物性格,开创出“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 所谓“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其内涵包括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出场定型”、“追叙补充”、“反复强化”、“侧面展示”这四层含义。“出场定型”意为: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以…     

试谈公案小说的几个问题

5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谈《七侠五义》的文章，曾论及侠义公案小说所具有的特点。但那篇拙文重点是放在关于“侠”的性质的探讨上，对清官问题谈的不多。近年来，全国各出版社争相刊印大量的公案小说，流传甚广；而街头巷尾众说纷法，往往莫衷一是。这就也使我对清官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现在仅就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粗略地谈一点地意见，向广大读者请教。过去我们一谈到封建时代的著述．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论文．都必不可少地强调一个观点．即这些书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具体谈公案小说，则是做为书中主人公的清官），都是站在…     

《人生》的文本变迁与传播纪实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也是路遥的代表作。小说《人生》从构思到写作,从出版到传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史实地梳理和再现小说《人生》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后来的修改的文本变迁,详细描绘出《人生》发表以后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     

樽本先生的贡献和中国学者的任务：从《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谈起

198 8年 3月 ,樽本照雄先生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将近十年之后的 1997年 10月 ,樽本照雄先生又出版了《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其份量较之《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来大大增加。当获赠《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 ,我就很想写一篇评介文章。后以它事缠身 ,未能如愿。前年又获赠《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又想为文评介。但仍因事务太多 ,延宕了下来。现在 ,两年时间过去了 ,恰好略有余暇 ,便把写评介文章一事捡了起来。然而 ,在这两年间 ,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写了评介文章 ,对这些文章的观点我又完全同意 ,新的意思已没有多少 ,…     

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恽铁樵《武侠丛谈》的写实倾向--兼论清末民初小说的写实主义潮流

恽铁樵编辑的《武侠丛谈》是一部武侠小说合集,其中的篇目在小说集出版前大多已刊发在由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武侠丛谈》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写实倾向：一是其中不少作者借助点评和文学呈现强调了小说的可信度;一是部分作品还通过对侠义精神的书写突出了小说的训谕性。恽铁樵的写实主义小说观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并将写实作为小说功用实现的重要路径,《武侠丛谈》的写实倾向正是恽铁樵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恽铁樵的写实主义小说观在清末民初写实主义潮流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略论《平妖传》的艺术得失

近读《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①一书中李灵年先生撰写的《神魔小说〈平妖传〉》一文,受益很多。但也感到李先生对《平妖传》的艺术成就似乎估价过高,有全盘肯定的趋势。在此,笔者愿将一些浅陋之见提出来,乞教于李先生并海内方家。 罗贯中与冯梦龙都是整理、创作通俗小说的高手。他们的《平妖传》也在一些方面显示了作为小说大家的艺术功力。作品以一定的社会观察力和语言技巧再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图景。作品中展现的贪官污吏群丑图不仅“酷肖是时情状”,概括了贪官的一般习性,而且各具声口,个性鲜明。作者以愤怒和憎恨的笔触,淋漓…     

试论早期京味小说的市井情味——以《小额》、《春阿氏》为例

京味小说是现当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但问世于晚清时期的早期京味小说却不甚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主要以《小额》、《春阿氏》为对象 ,同时结合其他京味小说 ,从叙述方式、视角、文化精神等方面来探讨早期京味小说所表现的市井情味。     

唐代小说的历史发展

本文追溯了唐代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通俗小说经历了由短篇到长篇、由“经变”到普通话本的发展过程;文言小说吸收了通俗小说的某些长处,无论内容还是艺术手法较六朝小说都有了新的面貌。中国小说一直沿着通俗和文言两条线索发展,唐代小说实为宋、元、明、清小说发展的滥觞。     

明清江南运河城市坊刊通俗小说的特点

明万历后，江南运河城市取代福建建阳成为全国的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刊刻中心，所刻通俗小说从数量到质量，从形式到内容都较建阳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透露出通俗小说发展的新的信息。从外在刊刻特点来看，江南运河城市书坊注重版刻质量，提高了通俗小说刻本的外在观赏性；刊刻通俗小说的书坊多与文人合作，多文人型书坊主，很多家刻转变为坊刻，家刻与坊刻合流，提高了坊刻小说的整体水平。从通俗小说自身的特点而论，江南运河城市坊刻的通俗小说流派众多，类型更趋多样化，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通俗小说的表现领域与题材样式，通俗小说在创作自主性、内容题材、艺术水平上都透露出了新的信息，整体呈现出文人化的特征。     

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

汉代游侠歌谣产生于侠风炽盛的背景中,真实而且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游侠存在的种种情况,开启了后世文人的游侠诗创作,是认识游侠诗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散文理论“文以载道”模式及其在小说理论中的化用

文与道的关系几乎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文以载道”成为普遍应用的思维模式。小说理论以散文理论为母体,既借鉴其概念术语,又移植其观念模式。散文理论的文以载道模式也影响到小说理论,并成为小说理论的核心理念。散文理论文以载道模式的着重点是道,而小说理论文以载道的关注重点却是文,将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之“道”泛化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思想观念。借助这种模式,“文”假“道”威,提升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持此论调的小说理论家们对小说独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规律关注不够。     

香港与大陆当代小说创作比较

香港文学和大陆文学 ,历史上本就关系密切 ,大陆改革开放后则交流愈加。其间 ,两地小说创作的交流 ,小说读者的接受情形和审美反响 ,尤其引人注目。大陆的当代小说创作和研究 ,对香港文学界和大众读者一直颇有影响 ;反之 ,当代香港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等 ,在大陆亦有很大读者市场 ,并为评论界高度重视。由于同一母体文化 ,加上两地各种联系密切 ,因此两地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严肃小说领域、通俗小说领域、作家心态等方面 ,便有不少共同点。但因为社会制度毕竟不同 ,文化消费毕竟有异 ,两地小说的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便又存在不少差异。这些异同处 ,都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当代大陆小说和香港小说各自的创作特点和审美短长。但长期以来这种富有意义的比较性研究却又很缺乏 ,确实需要加强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寓言”考

寓言一词在小说领域的使用,较早出现于唐代,用于批评笔记小说中的虚妄不实之作,或标示以文为戏之作的虚构寄寓性。宋元时期,开始用以特意模糊笔记小说实录传闻和有意虚构的界限。明代,开始用以更多地评价传奇小说,实际上成为传奇小说幻设虚构和寄托言志文体意识确立的标志。同时,在白话小说兴起之初,寓言随即被借用,并逐渐成为白话小说以自觉虚构和主体寄托为核心观念的文体意识发展成熟的标志。近代以来,随着伊索寓言传入中国,寓言由古代理论批评术语逐步转型为现代文体概念。     

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和审美趋向

晚清小说的分类,突破了小说史中单一的题材判断原则,趋于文体形质的综合考虑,它颠覆了流衍千年的文学传统,引发国人的群体关怀。晚清小说报人众说纷纭的文体探讨,直接关合通俗小说的繁荣,折射出小说文类建构的自觉。平民文学在近代不只是一个响亮的政治符号,而落实在为民写心的文学实践中。这种基于文体的群体关怀,加速了小说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日本战后中间小说与川端康成

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文坛上产生了处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川端康成即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旗手,他创作的《舞姬》、《山音》、《东京人》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中间小说佳作。其创作的原因或许主要缘于他敬畏的朋友横光利一诗魂的继承。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

本文主要从古代书坊刊印流传过程中的发兑销售这一关键环节入手,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指出古代私人书坊是通俗小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浓厚的商业运作方式对作品的文本形态有着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A drop of water from a stagnant pool? Inter-war detective fictio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Detective fiction has been little considered by historians of the British inter-war village. This is despite the phenomenal publishing and sales in this literary genre. Agatha Christie is the bestselling writer of books of all time,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wide have learnt about English villages by reading he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inter-war fiction is instructive to social historians. It concentrates on the so-called ‘Golden Age’ of this fiction: notably the authors Agatha Christie, Dorothy L. Sayers, Margery Allingham, Ngaio Marsh and G. K. Chesterton. The subject is approached through a number of themes, which address the genre, county house settings, the nature and morphology of the detected village, representations of villagers and the poor, the literary detectives (notably Miss Marple and Lord Peter Wimsey) and their relation to village life, the local role of gossip, depictions of the clergy, the fictional uses of material culture, senses of the past, the detection of ‘evil’ and issues of inter-war village renewal. A binding strand throughout is how 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is handled and interpreted in this fic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tective genre is important and highly revealing to social and rural historians, and deserves extended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