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

正日本城市开发商森大厦株式会社创立的研究机构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2017年10月12日发布了2017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报告。年度GPCI报告于2008年首次发布,该份报告对全球44座大都市进行评价和排名,以这些城市的"磁力"为依据,即吸引世界各地有创造力的人士和企业的综合实力。城市的评分以六类指标为基础:经济、研发、文化     

一个城市建设艺术上的随想

一座新兴的海滨城市,一座古老的琅琊名城——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在这里碰撞在一起。这就是胶南——座年轻的海滨名城。一座雕塑、一盏路灯或一道路桥……在城市设计师的构思中,都是制造城市魅力的重要元素。胶南,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整体规划和特色建设艺术的典范,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等数学课程成绩评价体系探究

随着高等数学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科学构建合理评价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和创新能力素养的课程评价体系势在必行。该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高等数学课程成绩评价模型,对课堂成绩、考试成绩、拓展成绩三个准则层下的九个指标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基于授课班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确定各指标因素的相应权重。结果表明,除了期末考试成绩之外,课程报告、分组讨论、参与竞赛情况三个指标因素对学生综合成绩评价影响权重较高。据此,提出了促进课程教学改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议。     

越购越时尚

正商业,是一座城市繁荣的风向标,商圈的演进,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缩影。那些分布于岛城各个区域的商业群落,形成这座城市独有的商业生态,它们记录下青岛城市经济发生过的大事件,吸引城市资源向它们聚集,见证这座城市发展的变迁。元旦,寸土寸金的东部商圈再添一员"猛将"——银座商城,使得木来就拥挤不堪的东部商圈更加"白热化"。另外,2016年,市区还有7大商业项目将要开业,分别位于香港中路、海尔路、团岛、新都心、李村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

城市生态承载力是依据生态学原理提出的一个概念。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是江河、森林、保护区等等自然地域。本文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运用在城市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上。对其指标体系的评价是衡量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以评估城市在各个规划时段的生态建设成效。     

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发展趋势

一城市是一个以人群为主体的非乡村的居民点,它是为人民的生活、劳动和休息服务,为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服务的。它是以空间利用为主要功能,通过集中的联合劳动和分工协作取得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的、动态的、开放式的大系统。社会主义新城市就是在这个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中获得自身合理发展的。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共有655座城市,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只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十月革命后,苏联新城市建设的数量和速度都居世界前列。1917—1982年间,苏联共建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近20座,五十年代后每年兴建35～40座,到1982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有22座。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     

抚顺从地下挖出来的城市

这是一座从地下挖出来的城市。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就认识到了煤的价值;80年前,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繁荣的城市,二十年间竟然神秘消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市奇特的状貌;又是什么让这座城市今天又慢慢向北移动。     

略论大连与神户的城市经营策略

文章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城市经营进行的分析研究。在论述过程中，文章结合市政管理学和城市经营理论的基本知识，运用比较城市管理的基本理论，从城市经营过程中两座城市政府扮演的角色和职能人手，强调城市经营是政府指导下政策输出的结果。同时政府也是城市经营的重要主体之一，在两座城市的经营实践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并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对比政府职能和作用的同时，引出在市政管理指导下两座城市的城市经营理念和经营内容及方法，通过分析比较，找出两座城市在经营实践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总结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存在形式，并发现共同的类型，以指导中国的城市经营实践。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绩效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绩效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行为的有效性,包括转型的效率及其对城市发展的贡献能力。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要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调状态。当前对转型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不同的角度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提出了不同的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对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设计仍处在探索阶段,指标选择上缺乏一致性以及对转型绩效评估缺乏动态的模拟和监测。分析法、频度统计法及综合评价方法是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指标理论预选及优化与完善指标的有效方法,从而建立的指标体系可以动态地考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绩效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策略研究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各类"城市病"日益严重,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关键性问题。"城市病"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跨越式发展产生"时间压缩"效应,城市发展理念与方式存在偏差,城市规划建设缺乏科学性,政府职能的缺位导致城市管理滞后,城市空间结构失衡等。发达国家在治理城市病过程中的城市发展理念、顶层的城市规划设计、科学的城市交通路网等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治理我国城市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实施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评价与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1个与社会保障水平相关的具体评价指标作为我国30省区市（未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2009年社会保障水平综合评价的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这21个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处理,然后对各个省区市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客观的分析、比较和评价,最后针对社会保障水平区域差异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Australia’s national urban policy: The smart cities agenda in perspectiv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ttempts at national urban policy have been sporadic and inconsistent,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onstitutional, financi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is paper concerns the recent resurgence of national urban policy under the rubric of “smart cities” adopted by the Turnbull Government and carried on by the incumbent Morrison Government. It investigates how this round of smart cities agenda articulates with Australia's political tradition of national urban policy to seek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rough comparing historical policies, unpacking major smart cities programmes, identifying explanatory factors and critically commenting on its innovation and legacy. Drawing upon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smart cities agenda needs to move beyond the political, ideological “to-and-fro” pendulum to national urban policy observed in history. Rather, it resonates with a globalised policy norm established upon the city-based global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on, driven by an imperative of transitioning to a knowledge economy and pursuing innovation capacity. It is too early to judge whether the smart cities agenda will bring changes to Australian cities in the way it wishes, since it involves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and consistent national urban policy to govern the Australian system of cities and towns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Good Life：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aning

城市与生活的关系构成城市意义研究的基本问题域,让生活更美好则为批判与建构城市意义的核心价值场。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怎么发展城市”已在技战术上有了一系列实践典范和成功经验,但城市化进程中所滋生出来的、让生活变得更糟糕的城市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澄明人类究竟“为了什么发展城市”的世界性的意义难题。以生活的名义叩问城市意义,“去生活化”的城市空间批判,倡导一种以“美好生活”为理念、规范和引领城市空间变迁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将构成本文研究的学术思路和未来憧憬。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现实路径：加快企业改革改制——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在我国,资源型城市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城市将普遍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作为城市经济主体的企业如何改革改制焕发活力,成为决定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以资源型城市的典型代表甘肃省白银市为例,从其发展现实入手,有针对性地就加快企业改革改制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了几点思路与对策建议。     

城中村城市融入的目标与路径探索

城中村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曾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中村成为制约城市继续发展的瓶颈。城中村改造的终极目标是融入城市。在城中村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着资产处置及利益纠结、管理体制滞后、居民路径依赖及对未来生活保障担忧等突出问题。要顺利实现城中村融入城市的目标,必须遵循"资产改制—村居改制—社保衔接—拆迁安置"四个环节有序推进、分步实施的路径。     

城市住房供给、多元化交通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以贵阳市为例

城市住房供给问题将由于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长期存在,这将会导致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城市交通问题日趋严峻。轨道交通将是大中型城市公共交通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当前应重视城郊铁路在城市客运中的作用,可以利用现有环城铁路线建设城郊铁路,这对于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在促进新市民群体融入城市中的角色定位

新市民群体是城市中一类特殊人群,他们由于自身知识技能的不足和城市人的社会排斥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而有强烈的自卑感。以助人自助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对新市民群体的介入对他们提高自身技能和认知,消除市民和新市民之间的隔阂,以更好的融人城市生活十分有益。本文以天津市妇联城乡部新市民社区学习中心的社工服务为例,阐述嵌入式社会工作在促进新市民群体融入城市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期探索行之有效的社工介入模式。     

新时期以来中国都市电影中都市地位和作用的演变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都市电影中,都市在电影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过一些明显的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都市电影中,都市仅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而存在,并没有成为影响影片叙事进程的力量;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影片中,都市成为影片重要的叙事动力,它在较深层面上影响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进入新世纪,都市本身则成了影片最重要的表现对象。这是由于中国都市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同时这也反映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都市和都市性的不同想象。     

Resident Satisfaction in an Australian New Town: Kwinana,Western Australia

The pressures of urban growth have led to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towns and cities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recent survey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in Kwinana New Town, Western Australia.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ny early sources of dissatisfaction have been overcome and that many residents prefer to live in a planned new town rather than in a conventional suburb. However, provision of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for teenagers is still inadequate, a problem exacerbated by a lack of public transport. The rate of population turnover appears to be relatively high and recent immigrants form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困境和出路——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

城市综合管理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十六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仍然面临着管理和信任危机。要走出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本文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困境,对今后城管体制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