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中国法律已就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基础建设、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但是在立法目的、立法技术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从立法目的、立法模式、立法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探析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应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不仅符合当前环境时代、信息时代与环境法制化时代的特征,而且是对可持续发展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际趋势的响应.不管是对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还是对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与公众参与,完善我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当前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层级过低,不应停留在法规与规章上,而是应该上升到法律的层级.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可以选择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建立一部专门的<环境信息法>;二是在环境法中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地位.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之本土性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已相继通过金融改革立法。中国在金融立法和监管中较为注重对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借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西方制度的本土适应是一个法律移植中应较为关注的问题。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金融法律制度的移植和本土性问题。     

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以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制度为参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内地应与香港特区加强各方面包括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横向交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知识产权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借鉴,完善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刑事正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中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评析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都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但由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不同 ,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中俄两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分析 ,可以寻找出两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差异 ,取长补短 ,完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     

论农业经济立法价值分析

中国农业在进入市场经济与加入WTO后,面临着制度建设的严峻挑战。我国的农业建设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依赖政策来调整,与国家法律和外部制度环境存在差别,如何依法治农,确立中国农业经济立法价值,对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立法中,首先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增长与公平兼顾,克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拒斥现象。     

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观念误区及其克服

百年前中国物权立法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导致了中国物权立法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国当代的物权立法必须走出功能价值定位偏失、忽略本土法律传统等误区,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对物权理念进行更新,将法律的文化意义和形式品质作为物权立法的新理念,实现中国物权立法现代性的转变。     

论立法的制度环境

立法是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立法的需求、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都受到既存制度的制约与影响。立法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宪法秩序,法律、政策等构成的正式规则,道德、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规则。宪法秩序决定了立法的创新空间,正式规则为立法提供了兼容空间,非正式规则则具有对立法修正与改造的功能。     

民营企业市场竞争的法律环境研究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让民营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必须为民营企业构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的法律环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有的法治环境还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与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表现为:立法滞后,法律保障体系亟待完善;法律政策对民营企业规定了许多歧视性待遇;民营中小企业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债权的成本过高。因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贯彻各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努力建立一个完备的公平竞争法律网络体系;尽快出台物权法和债权法,以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在政策层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机制。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安全保障的制度困境

中国外汇储备已明显超过合理规模,并面临着汇率风险、投资风险、通胀风险等诸多安全挑战。实质上,“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制度是导致外汇储备高企困境的根本原因。建立科学的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将成为中国缓释外汇储备激增压力、确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的有效出路。但是,中国现行外汇储备投资法律制度尚有诸多不足。外汇储备管理权属重叠、外汇储备投资主体设置不完善、外汇投资运营监督制度阙如等制度困境都亟待破解。未来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法律完善中,建议推行战略性投资政策、制定专门化储备投资立法、实行多元化投资方式、奉行“藏汇于民”的外汇持有制度、寻求国际化储备安全机制,以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对南方某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

脱耦与合法性重建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中国科技孵化器建设事业的重点。已有研究对组织特性和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调,并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大学孵化器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机制。本文通过对南方某成功运作的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当面对强大的环境神话压力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率的初创期组织必须首先完成合法性重建,才能进行正式的制度化。该孵化器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移植已形成特殊信任的校友网络实现道义合法性,再进一步抓住现实机遇,借助项目的成功实现实用合法性。唯一权威领导的塑造和“四不像”模糊制度理念的宣导等都是重建中重要的意义建构的部分,这也离不开与更大的制度场域的重新耦合。     

社会管制存在的问题及其管制能力提升的对策

社会管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管理工具,社会管制应该做到安全与自由的平衡。在环境领域,中国政府的社会管制绩效较差。总体而言,在社会管制领域,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及机制性问题。提升社会管制能力,需要改变传统的管制模式,需要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更需要提升社会管制的法治化能力、制度化能力、工具使用能力和成本收益分析能力。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制度原因剖析

与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不同,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缓慢低下的增长速度。本文从制度角度揭示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笔者结合印度制度环境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现长期的混合经济和民主体制形成的僵化体制增加了印度制度变迁的难度。劳动力市场保护和许可证等一系列管制构成制造业把握开放机会的制度障碍,造成外资和贸易的不旺,进而无法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30年回顾

中国流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流通领域长期存在高度集中而又封闭分割的特征,国内与国外市场、内贸与外贸相互隔绝,存在两个管理体制和两种政策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流通领域的体制环境已经面貌一新,开放型现代流通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与WTO接轨的商务管理体制已见雏形,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延伸促进了体制创新。改革的主要经验是,以对外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改革;改革遵循先易后难、边破边立、逐步完善的渐进路径;突破传统商品流通领域框架,建立了容纳更多服务业的新商务体制。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含义是,选择出口导向开放战略作为改革突破口具有必然性：商品与服务流通的市场结构与人力资本存在内在联系;扩大非物质产品流通是体制创新的重要基础。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Contracts under the Labor Contract Law: Dilemma and Solutio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classifies collective contracts as special labor contracts, ignor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ctive contracts and labor contracts. This has plunged it into jurisprudential obstacles and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the main entities, efficac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etc. collective contracts have their own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in future legislation, and should link up with trade unions,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dispute settlement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 of collective labor law.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基于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问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与代理理论的预测颇为不问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式。而所谓的“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因此,并不存在普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为解构这一世界性公司治理迷思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1997-2007 panel data of 676 listed compani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senior executives, independent directors, fund managers and securities analysts of these compani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Chine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predictions of the agency theor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hina lend strong support to the new institutional argument that “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by various social forces and interests groups in specific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how “good”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is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whether it fits in wi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is embedded. There exists no universally “best” mod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cross the world. Our empirical sociolog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and evidence for d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myth of corporat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