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人权思想

人权概念最早出现于西方,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权概念只能产生于西方,而且只能是西方的.更不意味着人权起源的解释必定囿于西方人的价值观方法论"[1].它的发生具有"人类共同性",它所蕴涵的关于增进人类和谐的深刻道理,与深深根植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默契.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人权思想的关系时,从权利的内在精神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可以展开一条新的思路.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天人观念中所见之儒家人文传统

儒家讲天文与人文的统一, 以人为顺天而继成者; 而此继成, 其要在于 “自成”。在此自成中, 乃有天人合一之超越价值的实现。此即儒家以德性自成为途径达致超越的“人文精神”。其根据在于： 第一, 对天或天命作内在的区分, 由此规定人存在之界限, 从而发现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和天职在于其德性的成就。第二, 在 “性”即心而显诸 “情”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之德性的先天内容。儒家“连续性”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表现在对个体性的理解上, 就是普遍性价值原则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性并即实存而显。由此, 道德的法则, 非抽象的形式或出自生存必要性的承诺和假设, 而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亲切实证的 “真实”或“实有”。中国文化“人本论”的特质, 即本于此。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是现代生活的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传统文化中的卜筮与儒家

卜筮从能被文字表达开始 ,便与儒结下了不解之缘。占卜原系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 ,卜筮的思维方式给儒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儒家对卜筮所循的思维模式予以理论上的阐释 ,从而使其有了理性的表象。从思维模式来讲 ,是卜筮之道为体 ,儒学为用 ;而作为政治意识工具来说 ,则是儒学为体 ,卜筮为用。这双重体用关系也是一种正反相辅 ,并合成了有特色的华夏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观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做人做到圣人,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极致。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在圣人具备哪些素质、圣人概念的具体内涵等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解。儒学在人伦日用上为圣人命名,认为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可以向天学习,制定人间的礼乐制度,得天理,行教化。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汉代以后的道教成仙的目标相结合,演化为唐以后内丹而仙、救世救民的圣人观。中国医学则认为圣人和于阴阳,淳德全道,恬愉虚无,治病救人,仁心仁术。     

儒家传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元典的马克思主义虽从西方传入，但经过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沃土，并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本属于异质的文化思想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一般说来，文化的路向从其原生形态及其以后，地域、民族、时代之不同则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超越过程。文化的差异性在现代社会已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来说，它“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一种提倡王道的民本的君权文明，一种崇尚人伦…     

郭沫若的悲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郭沫若的悲剧观与西方的悲剧大师们的诸多观点是相左的。它有其自身的特色,那就是它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颇具个性和自成体系。一、郭沫若的悲剧观郭沫若的悲剧观,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所谓早期,就是五四时期前后。这时期的悲剧创作,主要以《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为代表。这三部悲剧,后来被作者编在一个集子里,合称《三个叛逆的女性》。反抗父权的卓文君,反抗君权的王昭君,反抗阶级压迫的聂婪,从三个不同的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逆境观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逆境观包括逆境不可避免观、成功条件观、考验或锻炼观、机会或财富观、准备观、乐观态度和积极情感观、宿命论等几个方面。这些观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中国人历史上恶劣的生存环境、长期的农业经济形态、中国文化的构成及其创建者与发展者所遭遇到的逆境等。这些观点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上表现为较强的挫折承受力、不良情绪的排解能力、自我安慰、另谋出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控制逆境影响的水平等诸多方面。这些观点对人们积极地应对逆境,保持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的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它不仅要立足现实也离不开对历史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如主张“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三大和谐的统一。     

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为很多统治者所推崇。在儒家的廉政思想体系中,伦理道德、民本思想、法治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既通过对人的教化培养人的道德观念,又通过人们思想的转变树立廉洁观念,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

地球的整体是什么样子?长期以来人类并没有直接的感受,只能感知它局部的美,因为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上,贴得太近,不能作全方位观察。只有离开地球,才能形成视角,离开到相当的距离,才能形成涵盖全球的视角,这一点一般飞行器做不到。如今到九霄去巡天俯地的美好愿望不再是神话,由于载人飞船的出现,飞行员直接看到了整个的地球,拍摄到它的整体形     

孔子天人观刍议

孔子对天仍保留几分宗教敬畏,但在天人关系上,他更重视的是人及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孔子的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主张在促进春秋战国思想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无疑也开启了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路向的先河。     

欧阳修天人观试探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历事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任知制诰、枢密副使及参知政事等中枢要职。他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加者,在学术上也敢于摆脱传统,创建新说。他在经学、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均已为历史所肯定。但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欧阳修坚决反对汉儒的“天人感应”与谶纬迷信等神学谬说,一贯坚持“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则仍暗而不彰,甚至很少为人所道及。本文试图就此略抒浅见,以阐明欧阳修在天人观上的贡献,并藉以探讨北宋思想史上“天人关系”之学的演变历程。惟限于水平,定多疏陋,谬误之处,深盼给予教正。     

也谈东亚模式与儒家传统文化

一、韦伯理论与儒教资本主义之说 由于东亚各国(地区)卓异的经济表现都发生在同一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处在儒家文化圈内,这一事实使一些敏感的学者把这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该地区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集中研究ANIES经济成功的文化背景问题,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儒教文化背景,被称为“儒家动力说”或“儒教资本主义”。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与儒家精神

汉代以降,儒家思想在我国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占据统治地位,传统装饰纹样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方面,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也体现在赋予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如赋予纹样元素动物、植物、山川云水等以人格化的魅力和完美的品格。     

早期鲁国文化与先秦儒家法律传统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法律传统受鲁国法文化的深刻影响.鲁国继承周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浓厚的礼乐氛围,故而在治国领域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儒家产生于鲁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其礼治思想、德治思想与刑罚思想多来源于鲁国,但又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

文章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分析了其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各层面的主要代表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定位。讨论了各传统观念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利弊，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郭洪纪在古代文化中，由于儒家伦理的涵盖，国家观和民族观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儒家一向队为，“家”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国”则是家的扩大，“天下”又是国的延伸。这种由家族意识和宗法制度的扩展而形成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