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五四”

五四运动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及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我国现代老一辈知名作家,不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迟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五四”时代浪涛的冲刷和启迪.1957年5月4日,老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五四”给了我什么》,回顾和总结了“五四”精神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老舍只说了“五四”给予自己的方面,而事实上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丰富和发展新文学运动的     

“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在世纪之末看“五四”中的胡适

“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在世纪之末看“五四”中的胡适王文英年年“五四”，今又“五四”。身处２０世纪之末，回首世纪之初，想起一位被时代潮流托上浪尖的弄潮儿──胡适，在时代的舞台上“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与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一...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

时值“五四”七十五周年,作为北大教员,身处“五四”发源地,此时此刻,心情之复杂,是难以言述的。 “五四”的七十五周年之所以特别重要,首先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今天的历史情境与五四时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这不排斥五四会对今天乃至以后的思想发展继续产生启发),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根本的不同”将会愈加明晰,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想我们不能不有此自觉。 附带说一下,由于五四的题目太大,所以论者极易将其泛化,甚至以“化约论”的方式治之,这样一来,五四便脱出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事件,变成一个象征、铭文乃至一个“祭坛”了,所以我想极力避免这一点。 其实,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由于这些问题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其与文化及文学相近的两点加以简短说明。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被“遮蔽”的启蒙——解读“五四”时期的高一涵

多年以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高一涵这个名字似乎一直遗漏在时代的缝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高一涵的启蒙思想多限于法政学内部，二是关于高一涵的资料核实困难。但作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得力的助手与撰稿人，高一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有着系统而全面的见解，对推动“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五四”与新出版

“五四”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新出版则在“五四”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五四”对新出版的贡献在于引发了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新时代。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高秀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叫“寅先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人主义”）的。自“五四”以来，我们高扬“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不仅是正...     

论五四小说“文备众体”的文体特色

论五四小说“文备众体”的文体特色林荣松（宁德师范专科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更生带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时代使五四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新鲜的风貌。对五四小说文体的研究，是个有待于深入开掘的课题。这不仅因为五四小说文体有着独特的...     

“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和现代传承

“五四”精神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第一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主要由“五四”精神的核心点与精髓构成;第二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不怕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改革创新的精神、与为民精神等。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五四”精神的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切实发扬传承好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谈话风”: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文体特征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闲适”一直是作为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其自身的发展，而“闲适”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散文”这种文类，因为追求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闲适”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生活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也就是说，正是“闲适”散文促使创作主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观念与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闲适”散文作家往往崇尚老庄式的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人文精神，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发端于“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闲适”散文正是对清闲安适公开的文学追求，是对…     

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

五四运动发生时,身在中国的现场观察人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而当事人傅斯年则看见“社会”的出现。这样不同的即时认知既充分表现出五四蕴涵的丰富,也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这两大外来名相尚在形成中。这些五四重要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概念,又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表现出“早熟”的意味,因而其诠释力也有限。实则国家与社会大体因“天下”的崩散转化而出,五四前后也曾出现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从新的视角观察,或可增进我们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一个“传奇”的创造——论张爱玲《传奇》叙事选择的背景因素

张爱玲对于生命和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理念,在具有失落者心态的出名情结的驱动下,她回避了“五四”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迎合现代文学生产以及文学阅读的市场化要求,选择“传奇”作为自己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为现代都市文本写作确立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资产阶级

“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发生了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争取中国统治权的第三个战士。这里,我们就上海资产阶级参加“五四”运动中的经济原因、组织形式和行动中的表现试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一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进行斗争的经济原因。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矛盾、特别是和日本资本的矛盾是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进行斗争     

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

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胡建一“五四”时代（泛指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９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华民族命途多舛而又柳暗花明的“阵痛”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与时代文明脱序的华夏文化，因迎受不及再度嬗演的西方２０世纪新思潮，而落入双重脱序的窘境。...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