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裴氏家族清廉家风的形成及社会背景

裴氏家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士族,长时间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家族的长期兴盛,原因很多,但为官清廉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从而能使家族成员避免政治动荡时期的各种不利因素。裴氏家族清廉家风主要体现在:屡修家谱,强化家族观念;克制欲望,甘受清贫;注重小节,防微杜渐;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裴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几百年保持清廉家风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转型不无关系,自东汉以来的社会出现的尚"清"风气,皇权的加强使贪污腐败逐渐不为朝廷所容忍,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世袭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转型等变动因素促使裴氏家族为保持政治上的恒久性,维系家族的发展而不得不做出历史选择。     

论汉晋间对徽州的开发及迁入的世族

汉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导致人口大量南迁。黄巾起义后,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孙吴政权平定山越,客观上开发了丹杨(今徽州)地区。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士人渡江南下,徽州因四周重峦叠嶂,自古少遇兵燹,成为战乱时期人们理想的避乱之地。汉晋间迁入徽州的中原世族,对徽州宗族重视族谱的修撰、保持儒家道德伦理准则与生活方式及严密的宗法观念等风俗有着重要影响。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论宋恕与瑞安孙氏家族对晚清女子教育之贡献

晚清瑞安孙氏家族致力于振兴永嘉之学。面对晚清女性文化发展的蓬勃发展,孙氏家族几代学人戮力挖掘传统学脉“贯穿古今,通经致用”之义,结合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精义,在夫妻平权与子女受教、关注女杰与崇尚才姝、劝说解缠与助益女学等方面著文析理,率先垂范,积极推进该地区女子教育之发展,鲜明体现了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墐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瑾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瑾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江东士族

孙权时期,江东士族政权已然形成,豪门望族在吴土势力浩大,影响甚巨。晋室南迁以后,江东士族与渡江而来的中原士族共同维系着南方数百年的士族门阀制度。江东大士族计有十九姓,分别为:吴郡:吴县顾氏、陆氏、朱氏、张氏,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氏、谢氏、贺氏、丁氏;吴兴郡:武康沈氏、姚氏,乌程丘氏;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其中,顾、陆、朱、张四氏在东吴时,多出名臣,家族鼎盛,莫与之比,为江东士族之冠。 …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     

碑刻、族群、制度与地域：从墓志看元代北方基层社会结构之变迁

蒙古平金,征战20余年,北方遭受巨大摧残,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与重组。以《辽金元石刻丛编》为例,其中载录的金元墓志铭展示了北方地区普通家族在宋辽金元政权更迭之下的困境与抉择:一部分科举家族隐没衰败;另一部分传统诗书之家则改变策略,顺应蒙元仕进制度,家族利益得以维护;一部分金朝官宦家族积极配合蒙古,权力平稳过渡;同时,一批非科举晋身的新贵势力拔地而起,迅速成为地方力量掌控者。北方特殊的地理方位、政权之更迭、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等因素促成了这场基层社会大变革。墓志所呈现的家族地位变迁史,展现了蒙古本位下的民族大融合与族群互动、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相折射与影响。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论宋代南渡使金诗人及其创作

南北宋之际,宋向金派出大量使节,不少使臣羁留于北方,甚至殉难。南渡使臣大多在行为与诗歌中皆表现出强烈的使节意识、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他们不仅在有关国之大体方面,甚至在日常言语、行动中都有意维持使节的尊严。除此以外,南渡使金诗歌还多抒发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作为弱国臣子的悲哀与无奈。使节意识与弱国心态导致诗人创作过于内视化,既不能正面反映社会现实,又忽略北地风物,诗歌题材与风格整体上显得单调。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在东汉建都洛阳后确立了这个区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虽然在两晋之际一度衰落 ,但是那些南渡、北避、西逃的文士们 ,成为此后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 ,为南北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论金初“南冠诗人”的忠义精神

金朝初年,被囚禁的滕茂实、朱弁、洪皓、司马朴等＂南冠诗人＂忠于宋朝,坚守节操。朱弁等使臣期盼宋室中兴,致力于两国和好,常以苏武自勉。司马朴等人客死他乡,朱弁、洪皓十余年后全节返宋,只求苟安的南宋朝廷对他们的表彰中隐含着排挤。这些宋臣未能被故国重用,相反,他们的忠义节操受到了金人的崇敬,成为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