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从不同的人性体认出发,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表现为根本不同的发展轨迹。性善论为德治、忽视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性恶论则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教育的复杂人性观探析

人性问题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点课题,人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观点。文章在分析中西历史上的各种人性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性观：一是人性的复杂性,二是人性的生成性,三是人性的目的性。     

人性假设与教育理论建构

教育面对的是人,因此,建构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必须是建立在某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假设和认识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教育观和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育理论。同时,它还为解释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制度的实然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     

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及其在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反映

西方政治思想对于人性的善恶两面均有深刻的认识。而其设计制度的人性基础却常常是指向＂人性恶＂的,即＂制度设计的性恶论＂。性恶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是有其必要性的。《联邦党人文集》集中体现了对人性善恶两面性的承认,利用＂制度设计的性恶论＂进行制度选择,并以尊重、关怀和彰显人性为终极目标。而这种精巧制度的设立,是自发形成的,建立在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传统和政治思想的确认、美国自身实际的认识和协商妥协的基础之上。     

论中西人性预设与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设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性善论者强调通过统治者自身正向的道德激励,来实现对人民的管理,但其人性预设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性恶论者强调通过法律的负向激励,实现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但却阻碍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只有在正视人性经济自利性的同时,看到人性的道德自律性,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作出科学的设计,使之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人性考量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社会发展应关心人的本性的各个方面的平衡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从人禽之辨到理性与自由的启蒙、从＂异化＂到＂人的全面发展＂,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人性作了不同的界说。在和谐社会建构中,人性的完善应建立在主体性的合理规约与适度需求基础上。     

法治人性基础的三个视域

法治作为人类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不同视域中,有着不同的人性基础理论.人性亦善亦恶的可塑论是伦理学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是认识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生存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三个视域中的法治人性基础都具有不可证伪性.在伦理学视域中,人性亦善亦恶使法治成为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中,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成为可能;在生存论视域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本身成为一个实践的过程.     

古代中西主流人性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古代中西主流人性思想的比较 本文根据人性思想涉及到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划分比较。人的关系，指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人性与经济、政治，人性的变化等方面。这里所比较的主流思想，指那些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跨度时间比较长或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时间范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认定中国古代主流人性思想为古代儒家人性观。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学是一门显学，到汉武帝的时候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其“人之初…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人性因素浅论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都曾提及社会的文化习俗对经济的影响 ,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人性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忽略了人性、人性的变化 ,以及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巨大影响。他们都没有真正把人性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从人性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 ,把人性因素考虑进经济增长模型 ,从而增加对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重大变量的关注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论管理的“匮乏人假设”——人类为何需要管理

古今中外的各种管理理论都有特定的人性假设,只不过有的理论家明确阐述自己的人性观,有的则将理论建立在隐含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经过分析发现,建立在林林总总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管理理论主要是为了论证＂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而没有说明＂为何进行管理＂这个从哲学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问题。管理的＂匮乏人假设＂直接指出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不完美状态,并认为一部分人管理而另一部分人被管理是必需的,而双方的角色是由偶然性或能力差别决定的。     

《李尔王》中人性的异化与回归

对于人性善恶的揭示,一直是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莎翁的《李尔王》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通过李尔这一艺术形象从恶到善的人性蜕变,体现了不公平的社会和作恶多端的人类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与黑暗的现实的同时,也形象地揭示了对于精神的超越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不仅在真实的历史现实中呼唤人性的回归,同时突显了莎士比亚对于＂人性善恶＂这个永恒命题的人文关怀。     

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比较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规定好了的;通过对先天本心的养护就可以实现人的道德化;康德则认为人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人性的实现是善对恶的拯救过程。这两种人性观造成了中西人格特征的基本差异。     

试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

对人性之恶的揭示和人性之善的表达是余华在其长篇小说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人性的善恶在这里是互动的,他们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生发,在揭示人性之恶时,余华无疑是深刻的,但对人性善的表达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深层挖掘,缺乏崇高感,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     

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

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认为人性善的思想家通过道德召唤来完善个人的政治生活;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以法治与规则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出于对人性善恶之社会功能的权衡,西方政治哲学家通过建构政治制度来“抑恶扬善”,其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却脱离“现实的个人”与现实政治状况,马克思政治哲学以此为重要思想资源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超越。     

孟子德育思想的人性基础解析

关于道德的人性根源一直是困扰中国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孟子在性善论视域中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并以"道性善"为德育实施的基础,提出德育的目标及途径。不论是"道性善",还是通过"内求外修"的方式培养"尧舜"式的君子,都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展开的。挖掘孟子德育思想深处的人性基础,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     

公共管理中的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

"性恶论"和"性善论"这两种人性假设各有利弊,都具有片面性.合理的人性假设是"利益人"假设.它兼有"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合理之处,同时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公共管理中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又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并塑造着不同的人性."利益人"假设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前提;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基础;科学的机制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     

礼赞：底层人性之光——评傅爱毛的几篇小说

傅爱毛着眼于底层小人物身上所闪耀着的人性之光,并运用充满生活质感的语言给予描绘和赞美。《嫁死》描绘和赞美了＂真诚＂和＂弃恶从善＂等美好的人性;《天堂门》描写并赞美＂敬业乐群＂或＂爱岗敬业＂、＂关爱＂等美好的人性;《换帖》描写并赞美＂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等美好的人性。     

从戴震论人性善看戴震对人的主体性弘扬

思想家们对人性善恶的预设是为各自的道德、政治等学说寻找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前提。所以，无论是中西方，思想家们总是在探究人性的善恶问题，尽管他们互相争辩诘难，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     

人性伦理视阈下的职业道德建设路径探析

人由＂家族-伦理人＂向＂市场-职业人＂转化的过程中,人性因物而变,道德因物而迁。新形势下,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正视新问题、克服新挑战,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探寻人性的变化状况,从职场内部探索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提升其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