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山水记,滥觞于《尚书·禹贡》,漫衍于《山海经》及《楚辞》、汉赋,蔚然于北魏的《水经注》。但与《水经注》同时出现的《文心雕龙》,却对这历史悠久的山水记并未论及,在肖统主编的文学总集《文选》里,也对它闭门不纳。形成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由于南比朝的北方文人学士以“经学”为圭臬,崇尚朴质学风、南方文人学士以“玄学”为依归,富于哲理探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外,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记体文”一向被认为是“纪事之文也”,“以善叙事为主”,不需要作者的“缘物起兴”,因而在南朝广泛开展的探讨文学观念的浪潮中,在身经丧乱、亟待借物咏怀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愈益暴露了记体文、包括山水记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远远不能适应舒卷愁情,遥深寄兴的客观要求。因而肖统在《文选·序》里明确地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过是“纪别异闻”,均未选及;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作品,才“杂而集之”。这就是山水记因与“纪别异闻”有血缘关系,与诗意“沉思”和才丽“翰藻”又格格不入,而被摈斥于文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辨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讲:“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意思是说,《文心雕龙》的撰写,首先是本之于道。在《原道》篇里,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认为一切“文”,包括天、地、万物乃至入之“文”,都是“道之文”。也就是说一切“文”都原于道,本之于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论《淮南子》对老庄道家镜喻的承续与转化

《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承续表现为：以《俶真训》之“镜太清者”继承《老子》之“涤除玄鉴”,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道体在内心的呈现,此为反观自照之法;以《原道训》之“镜与形接”继承《庄子》之“用心若镜”,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外物并对天下治理产生实际影响,此为外观照物之法。《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转化表现为：将黄老思想注入老庄道家的镜喻中,使“镜太清者”和“镜与形接”成为王者涵容天下之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吾人既应注意厘清《老子》《庄子》《淮南子》之镜喻间的差异,也应统观道家镜喻源流史,道家镜喻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刘勰“隐秀”论剖析

《文心雕龙》第四十篇《隐秀》是全书中唯一有争议的篇章,其中“始王而末奇…闺房之极悲也”一段,一般认原文久佚,系明人伪造.《<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问题》证明所谓“伪文”,实由钱功甫据阮华山宋椠本《文心雕龙》补抄,应为文”.他还就补足的文本探寻刘勰“隐秀”论的理论内涵,其基本结论是:这一篇“论歌里顺情和柔情风格”,“刘勰所推崇的风格,不限于一种类型:既重‘凤骨’‘隐秀’.”发挥了先前刘师培的意见:“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风骨》讲阳刚之美.《隐讲之美.     

《文心雕龙·原道》三题——兼论刘勰对古代哲学传统的继承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文心雕龙·原道》进行探讨。首先,从“文之为德”一句含义的辨析入手,指出《原道》是通过论述文之起源来建立文学本体论的;其次,通过分析道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刘勰是以“自然之道”为依据来论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第三,论证了体用结合是《原道》的主旨,同时也是《文心》之道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从“道之文”到“文之道”——《文心雕龙》“文道”之释义

《文心雕龙》通过对民族文化“原点”的追寻,经由对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化与扬弃的“通变”,完成了从“道之文”向“文之道”的转换,最终重构了以“文道”为核心,由文学本质本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一浓缩于“文之枢纽”对“文道”的论述,不仅确证《文心雕龙》的时代中国人文学意识的觉醒,而且启示我们恪守文学理论的文性品位,此为刘氏体系“重构”的根本之所在。     

文辞所被 夸饰恒存——谈古典诗文里的夸张

艺术夸张在我国的文艺评论中也叫增语、增文、夸饰、形容、豪句、激昂之语等等。王充《论衡·语增》云:“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又《论衡·艺增》有“《尚书》‘协和万国’”之言,还有“《诗》言‘子孙千亿’”之语。这些都是“增语”、“增文”。《文心雕龙·夸饰》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     

文之为德也大矣--关于"文"的现代思考

"文"是刘勰<文心雕龙>也是整个古代文论的关键词.刘勰论"文",以文章性为基始,标举文学的界域、声色和体势:文学无界有心,清声秀色,循体成势.<文心雕龙>之"文",以其界域之廓大、声色之清丽、体势之无定,整合性地书写着汉语言文化背景下"文学"的外观与内质.     

“神思”：徜徉于心物之间——《文心雕龙》心物关系新探

心物关系 ,即文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鉴赏论、文体论和文道论。本文着重探讨“神思”(创作论 )中的心物关系是神与物游。心物之间建立心理距离 ,旨在心物赠答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价值和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它“文”、“笔”并重 ,强调有补于世的务实文风 ,是摒弃文坛浮艳文风的宣言书 ,是我国写作学史上文体研究的典范 ,是包括文学文体和各种非文学文体写作的理论指南 ,是构成《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文心雕龙》用典刍议

刘勰《文心雕龙》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该书典故的运用,为表达内容服务,增强了理论阐述的形象性和说服力;用典采用多种技巧和方法,显现了骈文语言的精美、华丽、典雅;用典展示了刘勰的文化心态和人生追求.典故运用宛转自如,用人若己,精彩绝妙;既提升了《文心雕龙》的思想意蕴、学术价值、文化品位,又为典故的传播、普及和强化做出了贡献.     

《文心雕龙》的设问辞格

《文心雕龙》中的问句以设问为主。穷尽描写表明,《文心雕龙》设问辞格的形式标记有单用、连用、套用三种情形。《文心雕龙》中的设问辞格有其语用意义,独具共时表达功用和历时承用价值。     

《文心雕龙》的应用写作理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写作理论著作,全书各部分均有应用写作理论方面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应用写作理论.<文心雕龙>中所阐述的关于应用写作理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文心雕龙》的实践性特征——刘勰立论重“用”的启示

强调服务于实践能够“为文所用”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由于刘勰立论有重“用”的自觉,《文心雕龙》的这种实践性特征十分鲜明：无论从理论体系的建构、讨论的侧重点、“文术”的讲究,还是范畴的创设运用、话语组合和表述风格上都能体现出来。当代的理论批评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刘勰《文心雕龙》“调远”范畴考论

"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学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文章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