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

为保护旗人的特殊利益,清朝统治者在法律上赋予旗人以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既表现为旗人犯罪其审判机构的专有性,也表现为其法律内容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或特别规定。但随着八旗子弟的堕落,清朝统治者对律例的许多条款作了修改,使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有所削弱,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旗人尤其是宗室觉罗犯罪的优容从未停止过。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清代八旗科举进士科中试额数考

在清代,“不分满汉,但问民旗”,旗人的政治地位很高。旗人享有诸多特权,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不仅满汉二榜分别录取,而且有固定的中试名额,保证了他们广泛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然而,中试定额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多。     

章太炎在东北的筹边活动

章太炎先生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还是一位忧国忧民,以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民国初年,章太炎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但对这段历史,不少史著中记叙不多。前不久,笔者在整理吉林省民国时期档案时,发现了东三省筹边公署档     

从《清文启蒙》看清初满族人对汉语的使用

满汉合璧的《清文启蒙》是清代的满语教材,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从书中的汉语释义来看,雍正时期,满族人已进入使用满汉双语阶段,其作者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普通的满族旗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满族人所使用的汉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同时有些满语成分也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这些满语成分成为了汉语家族的新成员。     

清代外旗人在扎赉特旗经济演变中的作用

扎赉特旗的外旗人以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蒙古农民为主,他们是与扎赉特旗的开垦历史密切相关的群体。外旗人以交纳租子的形式体现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在当地的生活权,并以"蒙古人的农业"文化载体者的形象与汉农民相区别。外旗人给扎赉特旗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研究外旗人,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特旗具有重要的作用。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杭州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到清中期的定居者,到清末的革命排斥对象的身份转变过程。驻防旗人的地方化使其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清末反满浪潮并非直接来源于持续的满—汉矛盾,而是由于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当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了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     

从东北洋债计划看徐世昌的经济思想

清末新政时期,徐世昌主政东三省,抛出其举借洋债计划,主要用于设立东三省银行以及兴筑铁路,其目的在于借助欧美资金,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扩张.由此折射出的经济思想,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尽管未能摆脱"以夷制夷"的窠臼,但经济抗争的成分彰显无疑.     

金代十始祖研究之“绥可”问题略考

＂绥可＂也作＂随阔＂始祖函普的第四代孙,生卒及当政时间不详。完颜部到绥可时期迁部定居于安出虎水（今阿什河）沿岸,耕垦树艺,建筑房屋,山随水草而居徙变为定居,烧炭炼铁,带动了社会发展。本文对绥可个人及家室特别是迁部定居原因、措施、意义加以详尽探讨,为弄清金代来源演变以及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山西商人曹润堂与清末蒙旗垦务

清季以来的垦务实业中,蒙旗垦务实可谓影响最大者。在山西商人曹润堂等人提议之下,贻谷创设西路垦务公司,正是曹润堂创设垦务公司之提议帮助贻谷迅速打开蒙旗垦务的局面,然而垦务公司之设置,也成为后来垦务参案中贻谷被革职拿问的一个重要罪状。基于图利之原因,贻谷在垦务公司成立不久随即将晋商股本撤退。在垦务公司的运作中,贻谷令垦务局委员同时在垦务公司兼任,由此成为酿成垦务弊案。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探析

京畿地区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八旗、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在内的京畿旗人司法审判制度。在处理旗人诉讼案件的过程中,统治者注意强化各衙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以此调整京畿地区的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

(一) 五十年前,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以后,张学良将军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在执政期间,对东北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北易帜,就是使东三省从军阀割据的状态下,归附全国统一的一个重大事件。张学良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原是清政府奉天地方军队的一个营官,一九一一年乘镇压辛亥革命的机会,进入奉天,用武力逐渐统一了东三省,一九一八年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实际上成了“满蒙王”。他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和直系、皖系军阀为争夺中原打了多年内战。于一九二六年他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夺取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     

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论垦首制对清代台湾社会结构演变之影响

一垦首制是清代台湾普遍盛行的一种土地开垦制度.这种制度以有资者出资,有力者出力为主要特征.具体的开垦方式有如下三个程序:1、垦首(或称垦户)首先向官府领取垦单,取得荒地开垦权(此种开垦权在一定时间内受法律保护);2、由垦首出资招募佃户,或亲自在垦区组织开垦,或委派“管事”代管;3、开垦获得成功,佃人必须向垦首交纳租税,称为“大租”,而垦首也必须把垦熟的田园向官府“报课升科”,缴纳田赋. 那么,垦首制究竟在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发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换言之,通过垦首制方式开垦的土地究竟在清代台湾土地开垦总数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清代京师涉及旗人的户婚、田土案件的审理——兼谈《户部则例》的司法应用

清代京师实行特殊的司法管辖,其中涉及旗人户婚、田土的案件,如八旗、步军统领、五城、内务府等初审衙门不能完案,则交由户部审理。但户部的司法权力并不充分。户部一般根据《大清律例》断案,而《户部则例》中的相关规定也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效力。     

大庆地区古代、近代垦荒史话

＂大庆市所辖地区,在清朝初期为内蒙古哲里木盟杜尔伯特旗的游猎区,荒草丛生,绝少人迹。＂这是《中国东北经济》一书中介绍大庆市的一段话。也就是说,大庆市区在古、近代时是杜尔伯特旗的生计地。林甸县,设治之前归安达管辖,安达在清代开垦之前也是杜尔伯特旗的放马地。因此,要写大庆古代、近代的垦务史就离不开杜尔伯特旗的开垦史。但光写这块还不全面,因为1992年国务院决定将肇州、肇源、林甸、杜尔伯特一起划归了大庆,要讲大庆区划的古代和近代垦荒史,也不能离开两肇。而现在的肇州、肇源（包括肇东）,清代时均为郭尔罗斯后旗的放牧地。由此说来,两个旗的垦荒史实际就是大庆地区垦荒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