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法任务的变迁

当代中国行政法在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背景下,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行政法任务变迁过程,即在社会法治国理念的宪政目标指导下,采以实质行政法治方法论,以新型行政行为和"措施性法律"为研究对象,关注行政法政策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行政法体系结构的任务指向。     

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体系、课题与立场

行政法学分论是介于行政法学总论与具体行政领域之间的"中度抽象水准"。秩序行政法研究应探讨秩序行政的边界与职权,分析秩序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的适用,防止对人身自由、居住自由等权利予以不当限制。经济行政法研究应探讨经济行政的宪法基础,重点对经济监督与规制、经济诱导、行政助成等行为形式进行类型化研究。给付行政法研究需重点探讨给付行政的宪法基础,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补充性原则、平等原则的适用。风险行政法研究应关注风险概念的界定、预防原则与国家的风险保护义务、风险立法原理、风险行政活动方式革新及风险责任。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应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关注分论的制度改革,关注相对人基本权利保障,并探求行政法学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互动。     

行政法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职权不断膨胀,公共行政和法治理念随之发生变迁,行政法需要不断更新。行政法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平等、合作的行政法人文精神正在形成;行政权的正当化理念变迁;行政法由单一的公法到公法私法化融合;行政组织法变迁、放松规制和重新规制等。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问题探析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器官移植已成为脏器功能衰竭终末期的有效治疗手段。然而,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是现代生物医学发展的新领域,相关法律规范缺失、制度尚不完善,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器官移植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宪法、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体系已经建立且相对完善,已经具备了器官移植立法的伦理、法理和社会基础,器官移植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纵观世界各国的器官移植立法,我国必须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器官移植法律。     

现代刑法的风险转向——兼评中国当下的刑法观

学界对晚近逾20年来的中国刑法立法发展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在社会学理论支撑下解释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变迁,检讨背后的知识传统和方法论基础,对刑法立法的发展趋势做出恰切理论解读与评价。中国当下正发生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由此推动我国刑法正发生现代刑法的风险转向。刑法谦抑原则应当首先从社会形态变迁的意义上去审视,并在立法、司法层面从刑法运作意义上动态地贯彻其精神意旨。检讨与刑法立法所遭遇的社会新问题有关的方法论立场差异,能够凸显集中立法模式下以修正案方式进行刑法立法所造成的体系逻辑矛盾,为刑法立法模式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论行政救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服务行政的兴起,以国家和政府为责任主体的行政救助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机制.对此,行政法应当积极回应现实的需要,拓展传统行政救助的内涵,进一步完善行政救助立法体系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救助体制.     

面向新时代的行政法基本原理

行政法基本原理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石。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本原理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行政变迁对行政法(学)转型的要求、行政法(学)体系与构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等等展开了学术上的反思与讨论。未来还需围绕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     

我国民族行政法特点初探

民族行政法不仅是我国行政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民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行政法虽然也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点,但在法律渊源、内容和立法上又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对其进行初步探讨,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关注民族行政法,努力完善我国民族行政法体系。     

论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现代民商法文化具有先进性与局限性。先进性是指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社会进步性和适用技术性。现代民商法文化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其社会进步性的表现;适用技术性,是指现代民商法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技术文化。局限性集中表现为私法秩序不利于弱势人群,难以有效控制市场经济活动方式的逐利取向带来的社会风险。晚近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民商事立法与社会立法融合的法律现象,恰恰是这种局限性的深刻反映。对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讨论,决不意味着否认现代民商法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调节作用。当前,中国法制建设的一项要务就是,加快发展社会立法的同时,继续不遗余力地弘扬现代民商法文化,并以私法社会化的原理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莺要法治意义。     

加入WTO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末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技术迅猛发展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知识产权保护被纳入WTO规则的调整范围。WTO规则从法律上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联系 ,形成了涉及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较全面的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 ,并要求其成员必须接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保护知识产权 ,从而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和保护力度。中国加入WTO ,必将对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加入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不仅是法学理论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且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重要课题     

行政处罚探析

由于法律对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对行政处罚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认识上的不一致已影响到立法和执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等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行政处罚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辨析,以对行政处罚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     

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执法是当代社会最为常见的行政现象,其发展程度和水平直接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因此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研究意义重大.然而,我国行政执法却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从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入手,剖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之维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依法行政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准则。我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从提出到实践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依法行政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促使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以及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药品监督的完善

我国药品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均已出台,但仍有相当数量因药品质量不合格引发病人伤亡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前我国药品产销各环节守法、执法效果的怀疑和思考。由行政许可制度的利弊分析引入我国药品监管的现状介绍,在步步深入的分析过程中,寻找目前我国药品监管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再结合对国外相关体制和立法、执法实践的分析,进一步认清我国药品监管目前存在的漏洞。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对比中借鉴实用的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公法适用秩序的理想与现实——以“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实效为切入的分析与反思

有效规制走私违法犯罪行为有赖于行政法与刑法各自特性的充分彰显和功能的协调发挥。公法适用的层次性要求行政法与刑法在适用秩序上恪守刑法最后保障原则,即公法适用秩序的先行政后刑事,在未穷尽行政法方法之前一般不得动用刑法,“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恰是对上述规则的典型违背。“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超越了当前中国社会对犯罪概念的普遍认知,其犯罪化的正当性值得反思,犯罪化的有效性亦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刑法不当前置所引起的法律适用上的纠结与混乱昭示着发挥行政法能动性与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双重必要。     

农村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基于新农村建设视角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当下农村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主要存在于农业立法、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农村行政执法、农村司法和农村法律服务、农村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为此,亟待对农村法制建设进行新的构架：建立良法立法机制,健全农业法律法规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优良法制环境;建立法制型农村干部机制,适应新农村建设之迫切需要,培养造就法制型农村基层干部;创新农村法治主体再造机制,提高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培养具有法律素质的新型农民;创立依法行政机制,加强农村行政执法,实现农村依法行政;完善司法和法律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法制机制,完善农村司法和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建立农村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完善农村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以范式转换为立基的环境刑事立法新探与制度重塑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和谐社会系统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国应更加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环境刑法的出现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立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     

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原因之管窥

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而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仰法律的传统.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中传统因素的作用固然很大,但是,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同时,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其精神实质和内涵的传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