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言词语考辨

文章运用活的方言与文献材料互证的方法,对"和(和身)"、"做(做头)"、"累"、"哄"、"掩"等吴方言词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辨析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考证了它们的本字或来源,分析了它们古今演变情况,纠正了一些学者的错误解释。     

利普斯、舍勒和施泰因论同感和同一感

“同感”和“同一感”构成了舍勒和施泰因同感现象学的基础。从利普斯所举的杂技演员的例子,施泰因用她自己的、基于“本原性和非本原性”之区分的同感概念驳斥了利普斯的“同感”概念,并由此创造性地区分了“同感”与“同一感”。这一区分极大地影响了舍勒,以致他修改并扩充了他有关同情的著作。尤其是,他将“同一感”作为第四种类型补充到交互主体的情感行为的分类之中。但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舍勒的“同一感”概念完全不同于施泰因的“同一感”概念。在互动中,施泰因和舍勒在不同方向上成就了各自的理论。他们都在对“同感”和“同一感”概念的澄清中,展开了一门广义上的“同感现象学”或“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自对于相关概念的不同理解,最终他们也开展出不尽相同的局面。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人生需要看开些

正多少热闹,都熬不过一个时间:有一天。有一天,炙手可热的,突然黯淡了;有一天,阿谀恃宠的,突然失势了;有一天,春风得意的,突然落魄了;有一天,一直前呼后拥的,突然冷清了;有一天,始终鞍前马后的,突然翻脸不认人了。人生多少热闹,都在有一天,成了烟云。     

初中生习作中的思想误区与对策

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语文教师。尽管近年来初中生习作水平有所提高,但有些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六多六少",即"模仿多了,原创少了;包装多了,内容少了;辞藻多了,深度少了;梦幻多了,真实少了;技巧多了,立意少了;空话多了,感悟少了"。     

浅析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从总体上界定了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构建了高校SPREET系统。对高校可持续发展内涵进行了数学描述,建立了解释高校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指标体系,并对以下六个指标构成进行了详细说明:学生状况;教职员工状况;教学状况;科研状况;经济发展;环境状况。     

公法与私法的维度考察及其理念分野

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公法、私法的区分提出了众多理论,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对“公”与“私”两种领域的维度考察,在理念的高度探讨了公法与私法的分野问题。实际上,“公”是一个表征“公众”的概念,而“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相应的,“私”是一个表征与“公众”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步突破城邦和家庭的桎梏,才得以在私法中确立其最终价值。公法与私法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上的不同取向,从而决定了二者的性格差异。     

开创与奠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年奋斗历程,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创建了一个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了坚强领导核心;开辟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了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创建了新中国;领导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铸就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铸就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铸就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根基和实践基础;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国人民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思想。     

带泪康乃馨

法国一位艺术专家日前称,蒙娜丽莎原本有眉毛。这位专家在使用一种专业相机对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进行分析后得出了该结论。帕斯卡尔·柯特称,达·芬奇在绘制这张画时使用了多层颜料,最表面的一层使用了一种特殊釉料,     

从新浙江大学的成立论杭州成为中国“大学城”的必要及可能

本文认为,新的浙江大学的成立为杭州城市注入了新的文化素质,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即杭州城市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的“大学城”。文章进而就成为“大学城”的条件和“大学城”对杭州城市发展的作用等展开了论述。     

李大钊“民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相结合,提出了“民彝”思想。这是他对民国早期民主建设的初步理论研究,“民彝”政治观和“民彝”历史观是其主要内容。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纲常教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李大钊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民彝”思想中所包含的重视群众主体地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唤醒民众政治觉悟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

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水塔”,也是藏族长期生息的地区。藏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中华水塔”的保护密切相关。藏族传统游牧采取“多畜并放”、“转场浅牧”方式,其有效地规避了三江源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确保了高寒草原的生命线--覆盖在整个草原表层的泥炭层和腐殖质层,以致稳定了长年冻土带。但半个世纪以来的草场产权更替与“网围栏工程”的推进,严重地冲击了其生态脆弱环节,引发了生态灾变,危及到了中华水塔的安全。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     

德里达传播哲学及其方法论启示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复活其广阔自由和无限可能性,从而解放了长期以来为在场形而上学所封闭和僵化了的“意义”。而“意义”的构建与交流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内核,因此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实际上构筑了一种富于解放性内涵的传播哲学。它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可以启发人们在传播活动中还原“意义”的自由,重视“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且建构多元差异和谐共存的传播情境。     

毛泽东与"古今中西"之争

"古今中西"问题是近代知识界争论的主题。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本就有超越时贤之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就"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总结,批判了形式主义与教务主义和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虚元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出了既符合历史必然性又符合民族价值目标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他在建国后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些指导性原则对于实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极为重要。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