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理论,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在安徽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在中国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子女迁移导致老年家庭户人力资本减少、社会资本增加;但没有直接增加老年家庭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虽然子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水平和结构,但这种影响是以家庭结构为条件的.子女迁移拉大了与子女同住的老年家庭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弥补了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劣势,而自然资本作为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的重条件不受其子女迁移的影响.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常常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基于此,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人口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法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层面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人口总量、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户变动三者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贡献差异发现,平均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家庭户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且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户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应当更多倡导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户模式,家庭减排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数据,考察1990-2010年特别是2000-2010年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居住安排变化的主要特征.广东老年家庭户平稳增长,两个老人户比例持续上升;老年人与成年亲属同住户比例下降,独居户、老年夫妇户比例上升,家庭空巢化趋势持续.这些特征在全省21个地级市之间,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之间以及城市、镇、乡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中国的家庭结构转变--来自居住方式与人口因素的作用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SOCSIM微观模拟方法将家庭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因素和居住方式因素两个方面,并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分解为人口惯性、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四个层面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当前人口变动相对稳定,较小的波动使其在家庭转变中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而居住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人口因素的进一步分解还发现,人口惯性及生育率水平的作用相对更大,生育率水平、结婚率水平带来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均提高了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的人口比重,降低了三代及以上户的人口比重.与之相反,死亡率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相反的.     

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与健康投资——基于四川阆中的农户调查分析

利用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人口特征下农户的健康投资水平。结果发现：家庭性别比例对农户健康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而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代际分布和家庭人口负担时农户健康投资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户整体健康投资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断提高。但户人均健康投资水平却呈现相反的趋势：户健康投资水平随着农户家庭代际数的增加而提高;轻负担家庭农卢的健康投资水平最高,纯劳动力家庭农户健康投资水平最低。文章最后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超低生育率阶段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越来越多的地方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未来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以辽宁省辽阳市为案例总结区域人口转变的阶段和特点,指出辽阳已经出现"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带来了人口发展风险问题。随着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的增多,辽阳的公共财政压力已经感受到巨大挑战。人口安全要求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降低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在整个计划生育家庭中的规模和比例。未来的区域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确立的两个基本点是"优先健全人口结构、兼顾控制人口增量",不鼓励农村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尽快建立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范的社会机制和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公益救助机制。     

农户层面多子是否多福的数量经济新检验

利用2011年陕西省二市六县农户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拓展的Mincer方程和logistic模型分别探讨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对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城市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人口数与农村家庭年收入负相关,家庭劳动力的边际收入递减,家庭劳动力数与家庭城市化可能性负相关．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家庭多子并不多福,但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养儿防老”的特征,值得关注。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专栏——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研究——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的政策选择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农村人口比例大,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婚育观念尚未根本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仍面临生产、生活和养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探索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助于解除农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CSSCI

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随之弱化,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文章应用2015年CGSS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表现为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社会支持还通过影响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既具有直接影响又具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间接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家庭规模间接影响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