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牟子理惑论》新探

学界对<牟子理惑论>的研究多集中在真伪问题上,很少论及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因此,通过对其文本结构、义理、信仰和"夷夏之辩"这样几个方面的分析,揭示了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并能深切体悟佛教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互补互融、长期共存的内在意蕴.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选择与重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德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作为外…     

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

初传中国的佛教、景教既有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妥协、调和的一面 ,又有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佛教以其积极的态度 ,合理解决矛盾。加之中佛文化在文化指归上的同一性 ,使佛教逐步中国化。而景教未能或难以做到这一点。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诗歌吟诵的活化石——论中国佛教梵呗、读诵与古代诗歌吟诵的关系

中国佛教的梵呗、读诵传统非外来,源于中国本土,是中国上古礼乐的延续和继承。中国佛教僧团对于中国古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后世流传的吟诵腔调与寺院的传承有着重要关系。一些亦僧亦文的出家人和大量信佛、好佛文人在由宗教吟诵向世俗吟诵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佛教僧团中流传不绝的唱赞、吟诵文化,应给予高度重视和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的吟诵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佛教在藏地与汉地本土化历史之再考察

由于汉、藏本土文化的内容结构使然,传入两地的大乘佛教在与本地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出现"由苯入佛,融苯归佛,反客为主"和"由儒入佛,融佛归儒,客随主便"的不同结果。藏传佛教强调佛教的出世关切,经历了从苯教安乐地界、苦难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即身成佛再到显宗的三士道的转换过程,可概括为素朴的神秘境域与精巧的超验形上学。汉地佛教则注重佛教的现实关怀,经历了从禅宗到宋明道学再到人间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变轨迹,可称为祛魅化过程和脱脂化现象。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百姓重要的精神饮品,是中国传统社会俗雅文化的综合体,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与佛、道二教互融共存,特别是湖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这与佛教名山庐山的宗主地位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与民间佛事活动、观音菩萨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分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尤其是民间信仰神灵的佛教化,呈现出佛教化色彩。     

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以民国学术研究为例

民国时期的义理阐释方法是在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陈寅格的史学,钱钟书的文论研究等都运用了义理阐释方法.作为民国学术的一个主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古今,整合诠释和实证,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兴盛与大师的诞生.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昙鸾未列入净土宗十三祖问题试析

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佛门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信仰经过几次转变,最终选择了弘扬佛教净土法门作为终生的追求。但在传统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他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对净土宗所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试从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角度分析昙鸾未列入净土宗祖师世系的原因,力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