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散文的整合,完成了"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     

论韩柳五经评点异同

韩愈和柳宗元立足于尊儒和复儒立场,从散文的体制、语言对五经分析,将五经的文章当作文学看待,打破了推尊经史,卑视文学的旧传统观念,因家庭、性格、思想、兴趣的差异,他们的评点也显示出差异。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科举仕途：理解韩柳古文运动的新角度

六朝以来骈俪的片面发展,中唐以来藩镇割据、佛道盛行固然是理解韩柳古文运动重要背景与角度,然而,科举的兴起以及士子们的坎坷仕途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与角度。科举的兴起,使得读书人有了接近文章、以道自任、壮大自我的愿望与机会,仕途的坎坷又使他们得以回到文章当中,使自我与道理与文章融合在一起,这便有了古文。这不仅为理解古文运动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由此还发现古文一项新的重要特质。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     

谈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涵盖了散文创作的各种文体 ,而且每一种文体的创作都有创造性。他打破了文体写作的通常规则 ,不拘一格 ,大胆创新 ,使他的散文风格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为后世留下了散文创作的光辉典范 ,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     

“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师古之道,与韩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为韩柳文章带来极为不同的风貌,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的师古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论柳宗元散文中的"侠"意识

在柳宗元的传记、游记、寓言等三类散文中,都蕴含着的侠的意识,通过具有侠的意义的人和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具有正面意义的侠意识,也通过寓言表达了作者对侠的消极方面的警示.柳宗元对司马迁以来的侠的观念作了道德化、伦理化、政治化的选择和提升,他和许多唐代文人的共同努力,使中国侠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论韩柳散文的异同

从总体上不当论韩、柳散文的优劣,但可以而且应该比较其异同。韩、柳散文主张的异同,是韩、柳散文异同的理论根源。韩、柳散文的共同特色表现在:许多散文文理兼胜,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散文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更加明显;结构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语言精炼生动,明晓流畅,具有整齐错落之美。韩、柳散文的不同风貌是:韩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是爆发式、倾泄无余的,充满着旺盛的气势;叙写尚奇务新,触处皆活;语言更富独创性和新鲜感。柳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含蓄、深婉的,富有讽谕性;构思细密,用笔精严;语言更加精悍凝敛,冷峭峻洁。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

［摘要］金中期以来,理学影响逐渐加强,散文也产生了变革要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出散文宗韩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延伸和加强,形成了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这股风气深刻地影响着蒙元初期散文的理论和创作。     

柳宗元与韩愈史观比较

世人向以“韩柳”并称。其实 ,两人立身处世多有不同 ,尤以史观暨历史态度之差异昭然可见。如对封禅的态度 ,对作史的看法及对《毛颖传》的看法 ,等等。总之 ,韩愈的史观符合当政者的利益 ,柳宗元的尊民史观较为反映民情     

柳宗元游记散文的审美情趣

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主要表现在清幽凄怜的意境美，孤芳自赏的人格美及物我合一的情趣美。     

试论韩愈赠序散文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韩愈的赠序散文因其在题材和表现内容上的突破、扩大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从而成为了韩愈散文创作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韩愈其人其作品。     

试论柳宗元散文在北宋时期的接受问题

根据柳集在北宋的刊刻、流传情况可以将柳宗元散文在北宋的接受、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柳宗元散文并无刻本,接受范围十分有限;从天圣间穆修本面世到元符间京师所刊小字本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柳集在北宋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柳文已开始为精英阶层所接受,但在普通知识阶层仍受冷落;徽、钦两朝,是柳集在北宋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柳集在短时间内被连续新刻印行,知识界对柳宗元的态度已与欧阳修时代明显有别。     

方苞对韩愈散文的选编与批评

方苞响应朝廷的号召,选编了《古文约选》,作为国子监教育的教材。坚持以“义法”为标准甄选散文,选取了两汉、唐宋大家的作品,重点选取了韩愈各体散文作品。贯彻以“义法”为原则对韩愈散文进行点评,认为韩愈散文“义法”精湛,源于“六经”,主张学行统一,发展了韩愈散文理论“文以明道”的观点。     

刘大櫆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中,刘大櫆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櫆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中外散文观之比较

散文(广义的),作为人类共有的交流思想情感的文字载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人们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话语用非韵的文字记录下来,加以整理,便成了散文。这远比用“合韵”的文字来记事说理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12世纪,人们就用碑文的形式来记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和地形测量的记载。在我国,更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初见散文的雏型。而希腊最早的“荷马史诗”则诞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初,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编成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因此,从书面语言的角度来说,散文的产生要早于诗歌。 既然散文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因而在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把握上,中外人士既有许多共识,也因民族、地理、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本文试图从散文的名称、特质、类型、风格诸方面,对中外散文观作一比较,以期明确各自的长短,吸取营养,促进我国散文事业的发展。     

试论韩愈散文名篇中的语言语势

韩愈散文的语言语势具有理充气盛,严密雄辩、奔放有力的特质,在这种语言的表象下面潜在的韩愈精神个性——直面中唐社会的危难,以文学力挽儒家集权社会的衰亡     

从“韩如潮”看韩愈散文的审美特质

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以其卓尔不凡的散文创作身体力行,使其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韩如潮”,即浩荡的气势美。其气势美主要源自内容上理直情切、结构上纵横捭阖以及表现手法上奇偶交错和铺陈排比等。这种审美追求是其古文理论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