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与分享——"均分与选择"原则对于城市建设政策决策的公众参与的借鉴意义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对政府部门的干扰是公共政策出现偏差和变形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与城市民众利益的实现,以及地产商的逐利本能,三者之问如何博弈与互动,哈林顿的"均分与选择"原则指导下的公共决策公民参与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的根本机制

国家决策是一个系统,因而要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决策机制体系。我们把“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称为国家决策的舆情机制。舆情机制是隐含了民众的“三位一体”的主体地位的决策机制;舆情机制全面反映国家决策的民众利益优化和决策结果客观可行的价值取向,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统一;舆情机制统领国家决策机制体系。     

了解民情 实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

完善国家的决策机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即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民情是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是民众根本利益所在。了解民情是国家决策的出发点,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原则。     

试论"政府诱导"与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之养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民众思想纳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轨道,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物质利诱”,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灌输“脱亚入欧”、“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受害(补偿)”、“天皇神国(武士道)”等思想。日本民众因这种长期的“政府诱导”而形成的“军国主义心理”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奠定了“民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军国主义心理”的驱使下,日本民众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彻底清除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一六"兵变与广州民众

"六一六"兵变后,陈炯明部到处焚杀劫掠,孙中山指挥海军炮击广州市区.双方的行为给广州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广州民众奔走呼号,多方调停.孙、陈双方虽没有拒绝调停,但都是利用调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广州民众的安全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挟对方.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民众虽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愿望,但因无权无枪,难免软弱无力,不能左右事件的进程,注定是受害者.但民众在受害的同时,其呼声和要求也给当事各方增加了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     

社会管理的民众愿景倾向度与参与度研究

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管理工程,要求各方要素的有机配合和协调共进。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关注的中心问题,民众的愿望是决策的依据之一,符合民众愿望的决策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并取得成效;反之,则不利于在社会的推广。由此,在社会管理中,了解民众的愿景,强化其参与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论"以人为本"的公共决策观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目标,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以人为本"的公共决策观是对权力本位公共决策观和物质本位决策观的否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以人为本"的公共决策观在决策目标、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决策主题等方面有着不同于"权力本位"公共决策观和"物质本位"公共决策观的内容。"以人为本"的公共决策观既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创新,也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     

多元参与：优化政府公共关系的路径选择

多元参与,即公民、专家、新闻媒体、第三部门、企业等社会各主体参与到政府决策管理事务中去,政府敞开民众表达的大门,民众畅所欲言,多元的参与以期使政府与民众关系达至最佳状态,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为政府构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实现善治。     

论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中的指导员

合作运动中设立指导员的制度起源于民国十二年,在工合运动中设立指导员主要原因是中国民众具有保守性、中国工合运动具有新兴性及分散性.指导员在组织新社、指导社内业务和社员生活、处理与工合指导机关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和赈济灾民、促进民众的民主教育做出了贡献.     

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

本研究以民众的疫情风险认知、认知水平、心理行为变化、对政府举措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预期等8类指标为基础,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进行了两次调查,通过对两次调查结果的研究分析,得出了江西民众"非典"期间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试论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规制

中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从实践看,地方政府控制了城镇规划和决策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与企业形成合谋关系,普通民众则难以参与城镇化发展,这诱发了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规制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均衡的规制结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亟须扭转目前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之间规制力量失衡的状态。     

政府公共决策与偏好的民主转换

政府公共决策实际上就是将个人偏好整合成社会偏好的过程.在专制制度下,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偏好主要通过偏好模仿和偏好伪装两种形式,政府公共决策难以反映民众利益和符合历史潮流.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投票和民主协商两种偏好转换方式,使个人偏好合理地转换成社会偏好,能够制定反映民意、体现民生、符合历史潮流的政府公共决策.     

民众话语权:协商民主实践与研究的逻辑起点

民众话语权是指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获得及时反馈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何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为前提,但民众话语权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协商民主实践。多数协商民主研究将协商民主与民众话语权联系在一起,以民众话语权为逻辑起点符合协商民主下一阶段研究需要。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民意、利益集团和社会正义：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2010年的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被认为是自1965年美国政府设立＂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以来最重要的国内立法。通过对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分析,可从三个角度认识美国社会在进行公共问题决策时所面临的挑战,即民众对复杂公共问题的有限了解、民意的不稳定性和自相矛盾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意与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利益集团在资源和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使它们比普通民众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共决策的意识形态导向体现了当代美国两大主流价值观——自由至上和平等优先观念的矛盾与融合。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社会利益碎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对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研究能够为公共决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带来重要启示。     

企业道德化决策：舆情的视角

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对企业产生影响的,或者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任何团体和个人。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融合,并非是简单和封闭的一对一的平面互动,而是在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发生有机的、分层次的联系。开放系统中的企业决策应该是义利统一,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道德化决策。关注民众舆情是实现企业道德化决策的根本要求。     

地方政府信任弱化、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扩大化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信任度与政府的性质、形象、行为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高度相关,也与民众对政府的认识密切相连.在弱政府信任情况下,政府与民众的隔阅会增加,改革阻力增加,改革的推进难度加大,实施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当政府组织形象欠佳,决策能力有限,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客观上导致民众利益普遍受损时,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转化为"对立",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改革成本就会扩大化,改革可能被拖延甚至终止.     

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

社区冲突的再生产是当前我国基层冲突延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从原本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利益纠纷问题,最终发展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定乃至城市秩序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法院、民众等社区冲突主体均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冲突应对策略,却导致了社区冲突的再生产,其中拥有合理诉求的民众成为推动社区冲突再生产的直接主体。这启示我们,在应对社区冲突时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着眼于社区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真正参与到附带着较多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实实在在的认同,并培养民众自主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抑制冲突再生产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