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道德革命中的作用

陈独秀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对中国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毁灭性攻击.他通过对封建旧礼教、旧伦理道德的批判,阐明道德革命的必要性;通过对新道德的张扬,提出了构筑新道德的根本途径及其基本轮廓.陈独秀关于道德革命的思想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打破了定孔学于一尊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热情.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探析

作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在其中起了先锋和中坚的作用,尤其是他对＂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思想的极力张扬,尽管受当时时代的局限,陈独秀在＂民主＂与＂科学＂的阐述中尚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大思想对于启发民智、掀起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略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且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为使中国传统封建体制奴役下的国民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建构具有更多现代特性的新国民，陈独秀一方面向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开战，另一方面又向传统国民传播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促使中国国民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放心态、斗争创造精神、科学态度等现代特性，达到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即国家独立富强．     

五四时期陈独秀科学思想述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五四前期他所说的科学包含自然科学,但主要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五四后期他转而推崇社会科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科学由此衍变、强化为科学主义,陈独秀科学思想的这一演变历程,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变动趋向是相吻合的,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五四时期陈独秀基督教观述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实际上,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对基督教的这种变化态度并不是前后矛盾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五四前期,他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而到后期,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而是转为＂以科学改造宗教＂。这二者之间有变化,但并不矛盾,这一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有关。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

文章考察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对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几个重要部分;同时,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指导、时代需要的把握、社会实践的体悟等方面表征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进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以德治国”:中国革命道德的张扬

中国共产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侍承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规范体系，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从而成为一个具有自觉道德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发挥了主导社会道德的作用，并经受执政与改革开放两大考验。研究中国革命道德对我们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法律思想述论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顺应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从民主主义法律观向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转变。五四前期,他热衷于民主宪政建设,形成了以推崇法治、保障人权为主旨的民主主义法律观。五四后期,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重点研究了法与经济的关系、法的阶级属性和发展归宿、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国民革命与法制变革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陈独秀法律思想的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揭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论“五四”前后陈独秀的宗教观

本文论述了五四前期陈独秀为主“废弃宗教”,“以科学代宗教”和五四后期力倡引进基督教的观点,认为这个转变是由陈独秀文化观中的“科学”与“信仰”的冲突所致,并指出这也是陈独秀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媒介。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激进主义者 ,他的中西文化观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有着内在指导意义。文章从陈独秀的文化社会整体观出发 ,考察了其中西文化观的内容 ,并对此作了分析。     

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教师教育项目的解毒剂

笔者通过简要地回顾其批判教育学的发展,指出教育学是完全关乎政治的,而政治也包含着一个教育学的向度.当前,批判教育学作为教师教育主流的保守教育学一个重要的对立面,其最具政治性的特征已被磨掉和清除.笔者认为,对改革与变革的关系必须辩证地看待,而批判教育学可以担当其间人为的媒介因素.旨在改进21世纪社会主义原理和实践的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是教师教育的重要方向.     

论孙犁“芸斋小说”对人性的道德批判与建构

孙犁晚年的“芸斋小说”,在他人道情怀的观照下,在更为深刻的人生洞见和更为清醒的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将视点落脚于人的道德化生存,将他对人生、人性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层。这里既有他忧愤深广的对文革中道德堕落的邪恶人性的揭露与批判,也有他悲悯关爱的对复杂人性的揭示与同情,亦有他对人的自由心性在道德理想本身的冲突中无所适从的瞩望与沉凝。他所希求的是发扬人性之中的美好,荡涤人性之中的丑恶,构建理想道德与人生的和谐。     

中共“三大”前后的陈独秀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在党的"三大"前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积极探索者,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的决策者和在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者,为这次大会取得成功并推进中国革命事业作了不懈的努力.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从“彭宇案”谈社会道德的缺失与构建

道德缺失在我国众多领域中普遍存在,造成道德缺失的原因也是众多的,如道德本身的问题,封建社会不诚信思想的沉渣泛起,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对诚信原则的背离,道德与法律在实践中的分离及道德教育出现的不足等等。解决道德问题的出路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新技术革命与社会道德建设

新技术革命对社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开辟了社会道德建设的新领域。社会道德建设必须与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相适应。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陈独秀否定共产国际照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指导中国革命,主张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对高度集权和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苏联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总的来说是比较客观求实的,并且,这种反思的眼光显得异常敏锐,具有比较准确的预见性和深邃的洞察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也存在某种“受过者”的愤懑和旁观者的隔膜,少数言论脱离当时实际,不合时宜。也就是这种敏锐、良知、趋前及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