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明道务治:《淮南子·要略》“论道”逻辑及其黄老经世精神

《淮南子》“论道”具有缜密谨严的理论逻辑,这突出体现在作为全书序言的《要略》之中。无论是“论道”的宗旨与原则、方式与思维,还是“论道”的特点与取向、价值与意义,《要略》均有深刻具体的理论体现。在此系统化“论道”的基础上,《淮南子》适应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会通、熔铸与整合先秦老、庄、黄(老)道家三学,深刻阐发自身“明道务治”的黄老经世思想。对《淮南子》“论道”逻辑及黄老旨趣的充分体现,使《要略》成为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汉代“淮南学派”在学术、政治上的思想纲领,也让其有力彰显出《淮南子》全书鲜明的道家理论特质及人文精神。     

《淮南子》“太清”意象刍议

“太清”意象是承袭先秦文学,在《淮南子》中衍生为有固定内涵和外延、寓有作者情感的意象。“太清”意象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背景,也与《淮南子》自由思想和艺术特色有关。“太清”意象所包蕴的内涵丰富,有楚风的浪漫,有黄老道家思想的因素,有政治大一统之下的祥和的文化,更有诸侯国的文化特色,体现刘安思想感情。     

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天官书》“记国家大礼”,由此可见司马迁把天事当作重要的政治内容载入史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职,《天官书》可认为是他的述职之篇。由此,可以把《天官书》作为考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主要视点,从中可以发现,《天官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天人感应思想、通变思想和大一统思想。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汉乐器赋显示的汉代器乐文化

通过分析《全汉赋》中以乐器名篇的汉乐器赋，发现汉代器乐文化植根于儒学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乐器赋内容中乐器材料的选用和制作要求，折射着儒家的人才思想；乐器演奏的兼备和协调的审美观来源于儒家的“大一统”和礼治的政治思想；器乐的社会效用则是儒家的礼乐制度和诗教思想在音乐方面的体现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读贾谊的《论积貯疏》

以农为本,“强本抑末”是先秦法家的重要经济思想。西汉著名法家贾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限制从事“末利”的工商业者、发展农业生产、积粮积物,备荒备战的主张,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为巩固封建大一统的西汉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种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论积贮疏》这篇文章中。     

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笔谈

陈炎认为,放眼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演变过程会发现,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更为集中地体现席勒美学思想的时代感与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历史感、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深刻的哲学意味,足以使《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被载入西方美学的学术史册。刘士林认为,对《审美教育书简》仔细解读,不难发现他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康德的体系与原则,表达出了美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与“智慧”。席勒美学思想的全部精髓即在于“人是审美教育的产物”,这个天才思想与光辉预言,直接指向了人的自由生存与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目标。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大一统”思想的缘起、重识与重构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年轻的神”不相信爱情——诗集《预言》与何其芳的精神求索

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并不是一部讴歌“爱情”的诗,而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诗人以“爱情”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象征符号,生动表现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纠葛,深刻揭示了青春何其芳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诗集《预言》受道家生命哲学的影响颇深,诗人用诗性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乘桴浮于海”地表达主体自我对于“自然”与“自由”的思考和向往,并试图通过灵魂的自我对话,探寻有限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展开充分联想的艺术空间。“爱情”在诗集《预言》中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理想的艺术载体,诗人的主观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年轻的神”的“寻道”之旅。诗集《预言》意境之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内涵之深,具有展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寻找”的思想价值。     

略论西汉时《公羊传》与《左氏传》地位浮沉的原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之为国史教材,后世遂奉之为儒家经典,称《春秋经》。《春秋》之旨,在“据鲁亲周”,通过一定的“书法”原则,表示其尊崇周室宗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并起着正定名分、褒贬是非的作用。但《春秋》指博而文约,后学者为了论“本事”、明“旨趣”而为之作“传”。流传到今天的有《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