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问题

土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问题是"以夷制夷"。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土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植是支撑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四川藏族地区在元、明、清时期曾比较普遍地设置了土司,清代以后尽管多次推行“改土归流”,而多数土司却未能废掉,成为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保存土司较多的地区。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材料,对四川藏族地区土司的设置,封建王朝和诸土司的关系、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作一个粗浅的概述。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土司制度“渊源”、“发展”及“衰落”历程基础上,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十个问题.本文认为,土司制度目的是稳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置四种类型的土司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和农奴制,核心与实质是土民与土司的依附性,根本是土兵.土司制度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变土司地区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与西南土司制度相“异”的是明王朝版籍内的东北边外土司,它是经过朝廷遣官“招谕”、少数民族首领入京进贡输诚后才授予土司官职的.研究土司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存史”和“资政”,总结历朝历代施行土司制度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土官”与“土司”

土官或称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部分边疆地区,通过分封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或权势者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是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司制度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土司或土官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北宋皇佑年间的今广西西部壮族地区;尔后元、明、清王朝继续沿用,並广泛地把这一制度推行于中南、西南及西北等省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官或土司     

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

明代民族文教政策表现为以夏变夷的民族儒化政策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两个方面,它们是明廷治理少数民族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教育措施.二者在主要内涵、价值取向和实施效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探析明代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教政策有助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试析甘青土司与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当中央王朝的统治延伸到边疆民族地区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效治理和管辖这些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为解决该问题便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后来，发展到元时在西、南边疆演变为土司制度，明时发展，清后期衰落。从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面分析，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广西“改流复土”浅语

“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政治改革,它在中国历史上历时甚久。对此,论之者不少。但是,与之背道的“改流复土”,论之者往往数语而罢,未予深涉。现不揣浅陋,献芹于识者之前。一、“改流复土”概况改流复土,顾名思义,指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地区原实行的羁縻制或土官制改流官制后旋复由民族土著世袭首领统治。封建王朝中央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始于明洪武初年对忻城     

试论土司国家权力应对与明清“众建”改流策略——以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为例

元明清等朝续递国家治统,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土司制度裹挟的国家权力是影响元明清等朝与各族土司关系的根本性因素.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表明,受国家权力左右和统治利益驱动,职衔较低、实力较弱的土司较职衔越高、实力越强者越不具备悖逆国家、对抗中央的实力,更有利于实现王朝国家“大一统”目标和巩固民族地区安定,明清等朝采取“众建”“削弱”举措“改土归流”,最大程度巩固王朝统治、扩张国家权威和消解土司影响.     

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上)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各族首领世袭官职管辖地方、藉以实现间接统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分封制,它与历史上裂土封侯不同的是以当地现实的势力划分为基础,是承认事实的分封。这种制度,是“羁縻”政策的发展,为中央政权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施政。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土司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韦东超（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明代是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善，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土司地区社会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广西土司地区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其政局出现了稳定化的发...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