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与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两者之间不存在"U-型效应"。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显著受到劳动力低成本的影响,这也是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模式的显著区别之一。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来自杭州的实证研究

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了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步入升值轨道。文章通过对杭州市人民币升值前后经济中相关数据的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短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影响不大,但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形成可能会劣化引进外资的质量,对出口变动的影响呈现逐年减弱态势,对进口变动的影响极其缓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全局。     

生产分割、出口绩效与汇率调整的有效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在生产分割条件下,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出口绩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同类产品的制成品,这明显削弱了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生产分割条件下,通过调整汇率来实现抑制出口并不有效。这解释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长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在用GARCH模型定量测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的基础上,通过Johansen协整方法对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动幅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三者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将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幅度与中国ODI是正相关关系.为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DI的生产成本效应和财富效应,提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提供帮助、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和弹性或许是未来进一步发挥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杠杆作用的有效措施.     

人民币升值能抑制通货膨胀吗?——基于DAG约束下的SVAR模型视角

自2007年出现高达6.5%的通货膨胀率以来,我国再次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随着全球流动性的泛滥,控通胀成为近期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人民币升值的通货膨胀效应自2005年汇改以来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较多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但从新汇制运行90多个月的宏观数据来看,抑制效应并不明显。本文从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角度,构建汇率的成本传递与流动性传递两种传导路径,剖析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的结构性特征。结果显示,汇率的流动性传递效应为负,而从长期看,成本传递效应在2005年汇改后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传递效应方向为正,弹性更显著。这说明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抑制通货膨胀,反而驱动了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的通货膨胀效应在不同传递渠道中的方向与弹性各异。     

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具有反方向的影响,存在一种长期趋势,即中国制造业发展时,人民币倾向于升值、汇率降低,中国制造业衰退时,汇率上升.而且,中国制造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性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传统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途径.基于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不仅要关注传统的影响因素,也要兼顾产业的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利用高新技术;优化升级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应当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制造业的国际计价结算货币;国家应当实施长期的政策措施,大力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人民币汇率变动投资效应的地区特征

汇率变动会通过利率平价条件影响投资者的资产选择,也会通过购买力平价条件影响商品国际竞争力,企业在汇率变动条件下的投资决策主要是基于对汇率变动的财富效应、需求效应、成本效应和风险效应的综合考虑.通过引入风险因素的效用函数对汇率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地区投资产生相应的效应;研究还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和对美元升值,对中国经济重心"由长江以南向长江以北以及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的转移过程有助推作用.     

基于双变量GJR-GARCH模型的汇率风险暴露研究——关于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而伴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断加剧,作为对外投资参与主体的对外投资企业直接承受着较大的汇率风险。文章以境外资产总额和对外投资存量较大的30家中国对外投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针对对外投资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三种外币——欧元、美元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运用双变量GJR-GARCH模型考察对外投资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对外投资企业存在显著滞后一期的汇率风险暴露,其中80%、60%和67%的企业分别面临人民币兑欧元、兑美元和兑日元的汇率风险暴露,且风险暴露具有非对称性,人民币兑不同外币的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大部分企业受损于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未来设想与推进

2010年,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渐进式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安排。在当期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下,渐进式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可避免人民币汇率因大幅、快速升值后我国出现贬值对经济和金融产生的冲击。从未来发展道路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同时也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外部风险,需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障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转换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从短期效应、长期效应看,当年和超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作用明显,对广东、福建和上海的影响较大。②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各省市进出口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等。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作用明显;T检验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基本没有解释能力,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高于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汇率改革对江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的分析,比较了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江苏省进出口贸易总量的变动情况,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讨论了汇率改革对江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通过研究表明,短期来看,由人民币汇率改革引起的汇率小幅升值对江苏外向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小,但从长远来看,汇率改革对江苏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指出,在新汇率制度下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提高技术和知识的引进水平,提高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近10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及趋势

当前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汇率制度的选择和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上。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又是基于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从近 10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及其所带来的货币效应来分析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问题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贸易竞争力——升值压力背景下的分析

从汇率形成机制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在于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是汇率形成机制回归市场的必然.对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路径分析证明,人民币升值可能影响国际竞争力结构,但不会削弱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汇率变动条件下房地产虚拟性与泡沫化分析

人民币升值趋势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的和潜在的影响,成为刺激中国房地产虚拟性和泡沫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本币升值时,至少有三种效应会作用到房地产市场,即流动性效应、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从而引发房地产市场的虚拟性。汲取日本和泰国的经验教训,进行可行、有效的政策选择:引导房地产项目下跨境资本的合理流动;规范商品房交易环节外资直接投资秩序;加速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加强对进入我国房地产业外资的监管力度;有效选择我国汇率调整方式等。     

二次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欠发达地区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

人民币汇率升值带给企业出口的影响由于地区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不能把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一个国家出口的影响简单的用于解释对一个地区出口的影响,比如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出口。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德州市的净出口之间的关系加以检验,得出结论:自第二次汇改以来,在5%的临界显著水平下,以相对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率与德州市净出口变动率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人民币贬值的同时引起以美元标价的净出口的增加,这意味着出口企业将面临着更大的汇率风险。     

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影响FDI因素的基础上,应该区分两种不同外商投资目的企业类型,对汇率波动影响FDI的流入情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选取对我国FDI数量较大的1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对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经理论推导和检验,发现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美元汇率波动、日元汇率波动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欧元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要注意研究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贸易发展

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流向与我国区域贸易发展特征,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即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都具有正面的促进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出口贸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较而言,外资企业对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推动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论汇率的杠杆属性与人民币汇率政策——兼析"均衡汇率杠杆论"及其意义

均衡汇率"杠杆论"指出,汇率是比价,更是杠杆和政策工具,这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开阔了视野.本文对汇率的杠杆属性、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效应、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的约束因素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文章认为,今后较长时期内人民币汇率仍宜采取适当低估,并逐步升值的方略,即让人民币从目前比较低估的状态向比较不低估的状态进行缓慢升值.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机理

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很大,如果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动,其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将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又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根据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一般规律,结合农产品的特性将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能够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且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抑制进口,改善农产品贸易现状;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恶化农产品贸易状况。同时,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弹性"问题;二是"时滞"问题。     

论人民币升值速度——兼对人民币未来汇率水平的预测

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均具备刚性,导致人民币仍会保持持续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会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金融风险等产生负面效应,但也会对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人民币升值的贸易收支改善效应不大。权衡利弊,认为人民币升值过快是弊大于利,宜取小幅度、慢性化、长期性升值的原则。文章还建议根据美元的不同走势来确定人民币的具体升值速度,并就未来几年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作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