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拜占廷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

执事官制度是早期拜占廷帝国实行的一种官僚制度,在罗马———拜占廷社会转型时期起过重要作用。执事官是秘密稽查使头领、官吏总法官、帝国外交大臣及宫廷禁军长官,在帝国中央政府拥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在早期拜占廷帝国,执事官制度起到了加强巩固皇权、稳定内政、成功外交的作用。执事官官僚集团反映了４～６世纪罗马———拜占廷社会转型过程中官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行政体制比较框架的重构与教学运用

行政体制比较是公共行政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二战后逐渐由零散研究走向系统。目前行政体制比较框架主要有传统比较框架、官僚制比较框架、发展行政框架、行政生态学比较框架与中程理论框架几种模式。这些框架在具体比较过程中各有优劣,而本文尝试构建的"实然—使然—应然"的行政体制比较框架将上述几种模式进行融合,借助传统比较框架和官僚制比较框架进行"实然"比较,借鉴行政生态学比较框架比较"使然",运用发展行政框架分析"应然",为行政体制比较教学与研究提供一个综合的思路,以实现行政体制比较认识、借鉴与理论建构的目的。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伦理等级中的身份想象力——兼论中华神圣原型及其变异等级特征

中华文明有一神圣原型,它由天地、祖先、君师三大本源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三大敬畏构成,并通过官僚体制转变为家国次序、社会行动价值取向及其心态的总体礼仪实践,支配、控制着其他非正统或淫祀的神圣关系.这种根源于神圣原型的"仪式等级"或"仪式政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的等级性建构,其上层就会形成相应的官僚职位性、正统性神圣结构、而民间社会的不同崇拜者则只能是地域性、非正统性、家族性神圣结构,最后被"民间神圣者"与"国家神圣者"把自己与官僚分别开来.至于民间神圣原型同样也有天地、家祖、君师三大源头,只是等级式正统仪式促使民间神圣只能适应高等神圣,践行自我天地和家祖神圣,深藏一股反转张力而彼此对冲为一股身份想象力,如同钟摆,期待于天地君师神圣原型之际,有朝一日身获正统与神圣.     

中国古代跪拜礼仪的基本形式与内涵演变

在以跪坐为主要居处坐姿的历史时期，跪拜礼仪盛行于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成为表达重要人际关系的身体符号。跪拜礼仪中的稽首、顿首、空首及稽颡等礼仪各有其使用空间及意义，君臣僚属之间均依身份不同严格遵守相应的礼仪，而且所有仪式均是双向与对等的。这充分体现出古代贵族分权体制下尊卑有序与一体化的君臣关系。然而，秦汉以后，跪拜礼在皇权政治体制之下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臣对君、下对上的单向不对等礼仪。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体系下，跪拜礼仪成为君臣共同尊奉与遵守的皇权政治仪式。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神仙观念中的三种玉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文化背景辨析

明星玉女是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与星辰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有祠祀之,颇行于世。受《庄子》、《楚辞》、神仙方术的影响,西汉以后,又分别演化出仙人玉女、六丁玉女,从而形成了古代神仙观念中三个不同系列的玉女。泰山玉女属于汉晋游仙诗赋中的仙人玉女系列。     

“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

1989年提出的"玉石之路"并非全国性的,而是实指从和田向东专运和田玉的"玉石之路",亦称"昆山玉路"。但在"和田玉路"形成之前,早在距今6000年时已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和田玉路"成为夏、商、周三代夷玉、越玉、鬼玉等玉石与中原及各地之间的交流途径。西汉武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于是"玉石之路"便被人们遗忘了。宋代"玉石之路"又重新浮现上来,至20世纪后半叶方退出历史舞台。     

《老子中经》形成于汉代考

《老子中经》对早期道教修炼术的发展影响很大,但因其形成时代不明确而未引起当代道教研究的重视。本文首先考察了《老子中经》与《玉历经》的关系,然后主要从主张元气、自然的哲学思想,崇尚太一、中黄的宗教信仰,重视丹田、太一紫房的修炼方法,所见官制称谓之特征等四个方面考察了《老子中经》的形成时代,确认其为东汉时期的作品,并认为《老子中经》是东汉道书《玉历经》的一个传本。     

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

隋唐工部尚书的职能深受《周礼·考工记》影响,并与司空之间存在因承关系.东汉是隋唐尚书工部制度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雏形和形成时期.隋唐尚书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就已全部出现,此后,除了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到了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大兴土木以及中央制度的调整,尚书工部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论北朝法制之改创

北朝包括五个封建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政权均为鲜卑民族所建。北朝统治者抛弃南朝汉族政权重玄谈轻法制的统治手法,重视法制建设并进行了大胆改创:创均田律,发展了封建土地立法;创流刑,使封建刑罚更加规范;罢门房之诛,使封建刑罚向轻刑化方向发展;改七等刑为五等刑,确立五等正刑的新刑罚体系;创重罪十条,完善了礼法结合;删繁就简,确立十二篇目的律典结构等。北朝法制改创成功之因在于:出身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重用汉族律学家;综汇秦汉魏晋法制优势。北朝法制改创对中国封建法律由秦汉的初创到隋唐的辉煌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唐代西域屯田述略

唐朝在统一西域过程中承袭了西汉开创的以屯田定西域的传统方式。唐代是继两汉以后西域屯田的又一高潮时期,西域屯田是唐朝维护西域统一局面的经济基础。唐代西域屯田分布地域辽阔,各项管理制度完备,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