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侗族族源的探索与商榷

<正> 《民族论坛》1990年第4期刊登的《侗族族源续考》(以下简称《续考》)说:“在今侗族居住的湘、黔、桂毗邻地区,秦时出现过‘呕’、‘区’(即瓯人)的活动。东晋、南北朝时演变为‘乌浒’或‘僚浒’。宋时又被称为‘佶伶’或‘仡伶’明代始有‘洞人’之称。其历史渊源关系,笔者在《侗族族源初探》一文,曾作过粗浅论述”。上述论断实是1982年《初探》一文的补充和发展。现将文中的主要问题提出质疑问难以资深入探讨。一、“区阳”的“区”是否就是“区人”《初探》说:“战国末期,今湖南西部的瓯越则被称为‘区’。《逸周书·王会解》卷七就记载了‘区阳以鳖’的活动”。“商秦时期,就常称瓯越的支系为欧、瓯、沤、或区”。     

“墟”考

“虚”,本是荒坡土丘、遗址故城之义,可在我国的某一特定区域,它却是一个特指名词:集市。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虚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虚不亦宜乎?吴氏之文,不仅指出了“虚”作为集市名称的使用范围,而且提出了“虚”之所以为“虚”的     

也谈“撞车”与“让车”

编辑同志: 看了吴德海同志在《民族团结》1988年第1期上发表的“莫等‘撞车’先‘让车’——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必须解决政策‘撞车’问题”一文,深有同感。如何有效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笔者认为,除了提高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认识,提高执法的自觉性外,主要还应抓住     

张艺谋的“红盖头”

蜚声中外的名导张艺谋有一件“幸运服”——民俗,这件“衣服”曾屡屡在国际电影的重要评奖活动中亮相。可是最近的一次却例外了,张导没能如期穿上不说,反倒引发影迷对他的近作《十面埋伏》的声讨,老谋子是否“成也民俗,‘败’也民俗”了呢?     

女“财神”之路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丁玲1983年,在她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后,本刊曾以《女“财神”李桂莲》为题报道过。在荆棘丛生的“取财”路上,女“财神”虔诚地记住作家丁玲的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女“财神”在不断地显着“仙”气“灵”气……不知谁说:“给她修一座‘财神’庙!”     

“一点遗憾”已转化

编辑同志: “黄山市作为‘世界公园’的自然条件是具备了;人工设施也在有关部门努力下逐步解决。然而,偌大一个黄山市的上百家饮食企业中竟没有一个清真店铺。别说来自海外的穆斯林游客,国内穆斯林游客也难吃上一顿可口饮食,又何谈‘世界公园’……”这是贵刊去年第1期发表的题为《‘世界公园’的一点遗憾》的一封读者     

六朝以来岭南“俚”人的若干问题

史籍在记述南方古代民族之种类时,曾多提到俚人。《北史》卷九十五“论曰”:“南蛮”种类非一,其流曰蜒,曰獽、曰俚、曰僚,曰(?)。《隋书·南蛮传》重叙上述种人之后,指出其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一记载反映,俚人是我国南方古代民族中的重要部分,她曾经长期活跃于历史舞台,对我国南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本文拟对六朝以来岭南俚人的有关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教于各位同志。一、关于“里”、“俚”、“黎”称称岭南古代少数民族曰俚,始于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其载曰:“广州南有‘贼’     

关于“宣政院印”

关于“宣政院印”照那斯图在《西藏历代藏印》一书中收有一方元代官印，作为第一个印加以介绍，标题中直称“宣政院印”，但在释文中又说“印文为八思巴文，试译成藏文看象是‘枢密院’的译音”，１１叫人费解。这方印到底是什么印呢？其实，此印与“宣政院”毫无相干，因...     

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

早在远古时期的旧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可见,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藏语因此也保存了许多古词,本文仅从“蕃”和“乃”字的词源探讨西藏农业起源的一个侧面,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从“蕃”看西藏农业的起源 自古迄今,藏族一直自称蕃(bod)。那么“蕃”这一称谓起源于何时呢? 近代西藏著名的历史学家根敦群培在其所著《白史》中记载:“吾等此处,以最初时在自己语中即呼之为‘蕃吉域’(蕃境)”,在《贤者喜宴》中也可看出“蕃”早在松赞干布前就已     

困惑中的碰撞——记“不安分”的四平市民委

一、开首的话题——我们的现状是:城市民族工作处于朦胧的困惑中。街头。记者向人打听:“请问地区民委在什么地方?”行人神色疑惑:“民委?是民政局吧?”一位民委主任描绘他的民委在市民们中的遭遇,“市‘民委’常被谐音称为‘门卫’。来‘民委’的人被带到市府‘门卫’那里……”记者曾听到过某地区民委同志玩笑似的牢骚:“我们的办公室是地委大楼里最糟糕的房间,而且正对着走廊里的厕所。”无独有偶,记者来到一个县民委,走进的仍是正对厕所的办公室。奇怪的是:相隔甚遥的另一个县民委,其办公室也处于相同位置。困惑。由于不被理解遭受忽视而产生的心理的困     

关于湖南历史上民族问题的两点看法

<正> 湖南境内的民族,历史上关系复杂,源流难辩。对此,现代学者论述颇丰,笔者细心阅读之后,有两点看法觉得有必要提出来,以便同仁指正。一、“南蛮”和“三苗”的关系“南蛮”与“三苗”间的关系民族史家颇多著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苗族简史》写道:“至于‘南蛮’,从‘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和《帝王世系》关于唐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等记载来看,可知‘南蛮’是被放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实际上是‘三苗’的一个支系”。《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3期)上     

简评“西姆拉会议”前后马麒的历史作用

1992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其中有600余字的一段行文专门追溯了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个重大事件“西姆拉会议”。指言:“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得到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经过英国的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会议遂以破裂告终。然而事态的发展演变并未以这次会议破裂而告终,围绕统一和分裂,当时的北洋政府优柔寡断,不谙边政,西藏当局若即若离,受人策动;英国政府插手其间,颐指气使;丧权辱国、领土瓯脱悲剧随时可能重演。却有一位身处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之间的边缘政治人物侧身出扮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攸关国运的关键性作用,他就是时称“陇上八镇”之一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     

试释藏文“霍尔”()一词

在藏族的历史典籍中,“霍尔”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民族称谓,但是,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民族就有所不同。“霍尔”在汉籍中译作“霍耳”、“互人”、‘猢”等。那么,“霍尔”究竟是指什么民族呢？对此,国内外专家都有考证。有不少学者认为藏籍中之是“胡”的直接音译。例如,任乃强先生说：“Hor恰是汉语胡字之音,今藏族称蒙古人为索波,称其他北方民族皆曰胡刚‘。「苏」罗列赫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西藏的‘伙尔’（Hor）一称就是汉文胡的直接音译。这一名称是汉族对伊朗和突厥——蒙古种族中亚部落的通称”。“我国从事文化人类研究…     

论四川嘉绒藏区铠甲舞的藏传佛教文化背景

一、嘉绒地区藏传佛教历史与地理环境关于“嘉绒”一词的由来 ,学术界争论颇多。所谓“嘉绒藏族” ,实际上是 1 954年在民族识别中将原有“嘉绒族”归入藏族后才出现的称谓。① 而对“嘉绒”一词的解释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 :“靠近汉区的山谷地区的通称。”② 从实际的地理状态来看 ,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故而有学者认为 :“‘嘉绒’一词并非族名 ,而是对一个地区的泛称。”③ 也有学者认为 :“‘嘉绒’表示了汉藏两族文化交融汇合的意义。”④“在藏语中 ,‘嘉’为汉族 ,‘绒’为溪谷之意 ,联称即为靠近汉族的溪谷居民。”⑤ 从历史上看…     

《活着》三十年接受研究——兼谈人的“塑造”问题

本文将从“谁在活着——人物形象内涵与寓托的接受史”“因何而活——小说主旨的接受史”“如何书写‘活着’——小说写作风格、手法之接受”三个部分展开对《活着》三十年接受研究的论述，并兼谈人的“塑造”问题。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吐蕃”考

一、问题的提出 “吐蕃”是唐朝时期汉文史志中对藏族的称谓。至今国外仍沿用“吐蕃”一词的译音tibet。关于“吐蕃”一词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可能来源于藏语,有人说来源于汉语,有人说来源于突厥语。已故学者牙含章先生说:“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因为从藏文的古今史书中,查不出在‘蕃’字前加‘吐’音的任何     

“巴氐”辨疑

“巴氐”,作为民族族名,是古今一些史家巴郡“賨人”的称呼。近读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其对“巴氐”一词由来的解释,似有不妥之处。“巴氐”一词,牵涉到成汉政权建立者李氏的族属和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有必要辨明。 一、“氐人内迁,賨人填充”辨 称氐人李氏为“巴氐”,主要依据是《晋书》卷一二○《李特载纪》:“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北土复号之日‘巴氐’。”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     

也谈宗教道德可以为“以德治国”服务

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此中央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纲要》要求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辞海》正误二则

(一)“塔里木”谓河水支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本上卷解释《塔里木河》:“‘塔里木’维吾尔语意为‘田地,种田’之意。”(第1244页)同卷《塔里木盆地》:“维吾尔语意为‘脱缰之马’。”此两种解释均属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