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     

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技术要素塑造新文艺形态

把有关“制作精良”和“技术要素”改变“文艺形态”等论述，与习近平有关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对于探讨推进文艺生产方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蒸汽机等使人类生产方式实现了能量自动化，当今计算机等则正在使之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自动化，并极速改塑着文艺的形态和传播、制作工艺方式，昭示着文艺发展新进步大势；互联网使文艺生产、传播越来越网络化，文艺消费的大众化、人民性得到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使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将使文艺制作越来越智能自动化，文艺生产的大众化、人民性将得到更大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这种新进步大势存在冲突，文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此更相适应，抢占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要素制高点以创新文艺生产方式，已成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讲话》:革命文艺的理论指南--兼对关于"文革"文艺评论的一个错误观点的批评

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话》发表后,作为革命文艺的指南,对指导我国文艺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却有人把"文革"文艺形态的出现,如"三突出"原则等等,从理论上归因于《讲话》,这是极为错误的观点.本文认为,对《讲话》的理解,要从革命文艺理论的角度展开,由此可以澄清对《讲话》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言论.     

试论创作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 ,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在多元化拓展中 ,存在着凸显文学的个体性而疏离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倾向 ,致使一些创作的个人化缺乏深厚的时代与社会的内涵。古今中外文艺实践一再证明 ,文艺活动是以作家为主体的审美实践活动 ,而作家的审美实践绝非是孤立的、封闭的“自我”世界 ,而是主客体的内在契合、个人与社会深度融合的产物。在文艺的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有机统一中 ,既要重视文艺主体的审美自由追求 ,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与独创性 ,又不可忽视个体创造反映时代的要求 ,具有社会的审美效应 ,满足大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文化期待。因此 ,重温马克思主义文艺与人的辩证关系的论述 ,对于从理论上确立文学的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关系构成 ,解决创作中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深度融合 ,提高创作与批评的当代水平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马恩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再认识--兼与董学文的有关观点商榷

笼统地把文艺视为意识形态,或认为文艺是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意识形态性,都把文艺泛意识形态化。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把文艺视为一定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文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意识形态文艺和带意识形态性文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区别的观点,说明应使意识形态文艺和自由生产的文艺并行不悖的发展。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五四文艺复兴"辨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方面有某些共性,但二者不能等同.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带有浓重的人为催生性,不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自然生发;新文化运动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其影响与开启了西方近代史大门的文艺复兴运动无法比拟;新文化运动同时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建,与全盘复古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尽相同;新文化运动奏响了无产阶级主宰中国历史的节拍,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资产阶级主宰欧洲历史的序幕.     

终极关怀观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

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在终极关怀的依据方面,马克思以"内在于个人的实践整体结构"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整体凭借";在终极关怀的主体观上,马克思以"现实个人本身"取代了黑格尔的"源于绝对精神的人类集体";在终极关怀的实现问题上,马克思以"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否定了黑格尔的"个人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究其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立足于"人类解放"的思维路向,确实在质底上胜过了黑格尔"国家整体主义"的价值旨趣.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对"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的思想基础再认识

对“修正主义文艺”发起批判的思想基础有三 :一是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目标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本质预设 ;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预设 ;三是革命实践中对“现代性”的误读。当无节制的个人崇拜造就的无可比拟的领袖权威介入文艺活动之后 ,被认定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文艺便无逃于被彻底批判的命运     

中国新文艺之最

最早的白话诗歌集:《尝试集》。胡适作,一九二〇年出版。集中最早的诗是一九一七年六月间的作品。它仅仅是诗体改良方面的尝试,多系“刷洗过的旧诗”,内容也很少有进步思想,一些作品抒发了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意境和情调。最早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文艺大众化"问题,走过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在启蒙时代(现代),文艺大众化是少数知识精英"化大众"的口号,体现的是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趣味,具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后现代,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原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它颠覆了启蒙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的精英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转变.当然,后现代的"大众化"并不完全等于文艺的大众化,它是资本刺激消费欲望、实现增值的策略.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共性探究

毛泽东在1942年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隔7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两位中共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认识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作用,坚持文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方向,坚持人民是文化的主体,追求文艺的社会效益等。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圣经》“约”的精神与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作为逻辑设定的国家学说给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哲学带来了深刻影响.社会契约论思想的产生有其政治、经济的根源,更与《圣经》"约"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圣经》"约"的精神养育了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彰显了《圣经》"约"的精神.古典社会契约论强调人类的理性本质,突出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存在的二重区分与存在问题的分裂 --源自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臆说

存在这个词的语义(所指)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存在只有内涵义而没有外延义,存在只有思想,而没有实体指称;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既有内涵义也有外延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表示万物存在或某物存在.存在一词的二重语义区分是通过海德格尔思想达到的,海德格尔刻意区分作为"存在"的"存在"和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缘于这一区分,存在问题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另一个就是传统形而上学中的Ootology--存在者的存在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软法”现象及解读

“软法”系在国家制订法层面虽设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但却不具效力强制性的规则总称.在法律结构意义上,“软法”可分为三类,模糊的“软法”、法律后果缺失的“软法”以及缺乏强制力的“软法”.此三种软法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大量存在,但应作区别对待:有些“软法”现象合乎立法的基本特点,具有合理性,应予以保留;但更多的“软法”已对刑事诉讼机制的顺利运行产生极大的障碍,系时下刑事司法诸多怪相的重要原因.故立法者须通过法典的技艺、界定模糊的言辞表述、完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以及全面清理“潜规则”以实现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