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伦理承诺是建立在"将来时"时间视野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全时间视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将来时的时间视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而建构的"将来时"伦理承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伦理承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伦理承诺.基于这一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基于对当下世界不和谐因素的批判而建构性地提出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论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随着交往而展开的一系列人类活动的历史.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形成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往"始终是个体群体化和群体社会化的主要演进方式.随着交往全球化的深化与变革,当代社会的交往关系陷入新的困境,人类命运面临着新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它是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全球性交往新形式,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现实中实现了对当代交往关系的合理性重构,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海洋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法律意蕴,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强化海洋多边合作,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改革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挑战,加快凝聚共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增强政治互信,以蓝色经济为重点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法律合作”为重点改革和完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以“和平解决争端”为原则构建友谊之海,以“生态安全”为指南实现可持续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的制度化构建

构建南海各国普遍接受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是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的核心。然而,由于南海国家普遍对于主权维护具有较高敏感度、部分国家单方主张搜救责任区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安全治理等情况,搜救合作规则的构建前景并不乐观。在此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其所包含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的理念内核,有助于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增进南海国家搜救合作意愿,营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合作平台。鉴于南海搜救合作基础薄弱,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适宜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构建形式,以包容且审慎的态度广泛接纳多元参与主体,同时将搜救责任区划分、争议海域搜救、战时搜救等敏感却有现实需要的议题纳入。目前南海区域治理处于变革的关键期,我国应主动引导区域搜救合作规则构建,提升南海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此,需要广泛同南海国家签署搜救合作双边协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海救援能力,从而更好地提供南海搜救国际公共产品。     

从竞合到和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

竞合主义实现了对经典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整合,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成长及扬弃,竞合主义终将被和合主义所代替。当合作远远超过竞争,世界从当前的“竞合状态”向未来“和合状态”演进,实现行为体间优态共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安全才可实现。进一步地看,竞合主义找到了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成功整合了三种结构性变量,让现实与理想、实然和应然、实证分析和规范性反思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和终极安全的实现方式,让和合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从观念变为现实。     

走向交往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交往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视界中,交往、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从根本上突破地域空间对主体交往活动的限制,促进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推动民族、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世界交往朝着非正义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在全球范围内挥动制裁大棒,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把人类前途命运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以“全人类”为主体视域,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为总体框架,以谋求世界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为目标任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汇聚各方力量向着交往正义的正确方向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关系新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涉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社会发展趋向的时代展望,自由人联合体是对美好社会的终极追求,基本内涵的差异构成二者理论张力的存在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自由人联合体关怀人类命运核心议题、"问题意识"与改变世界思维逻辑,以现实利益为基通达路径的承继,成为彼此理论张力的基本呈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渡型共同体本质、包容性时代内涵、相对具体的实践方略则构成二者理论张力的突出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张力的实践价值呈现为前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重要启示,为全球治理供给中国智慧,为审视人类解放贡献新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两者都立足于唯物史观,聚焦人类前途命运,并将共同体作为实践形态和理想载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从理想蓝图转变为现实方案,从制度革命进化到全球治理,从单一维度增加到多重向度,从深刻批判上升到共生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丰富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蕴含。     

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构建提供思想力量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人类历史新方位的共同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深入反思和揭示人在世俗领域的"非真实性"与共同体中的"非现实性".通过人与人互为目的 与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和累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真实条件,为开辟通达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