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Neumark方法的分解

国内有关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作用,而忽视了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Neumark分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由个体特征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71.47%,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占17.53%,而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11.00%。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作用,才能准确地估计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不同等级城市下流动人口社会认同感、生活差异与居留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

文章研究分析了不同等级城市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生活差异与居留意愿.研究发现:城市等级越高,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越低;伴随着城市等级的下降,支出收入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小城市往往存在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收入太低的困难,大城市则存在购房难、子女教育难的困境;一线城市中流动人口选择在本地定居的比例最高.此外,在影响居留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在大城市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是在小城市中起到的是抑制作用.因此,为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因地制宜,才能吸引流动人口留在本地.     

"拐点"之际的农业劳动力深层次转移思考

长期以来,受政策缺位、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农业转移劳动力并未能够真正融入城市,而是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人口,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能向深层次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增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学界争论已久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时刻即将到来,这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要继续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就必须深化对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而构建起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将成为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意愿、稳定已有转移成果以及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效路径选择。     

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以福建晋江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当然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障碍,不仅影响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晋江城市化发展道路为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做了有益探索,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是当前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     

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是否在城市居留的意愿却不明确或者感到困惑,这其中有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去留。文章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全面综述,以了解目前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不足之处,为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提供参考和建议。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将移居老年人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描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意愿上的分化,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并不强烈,流而不迁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个人特征方面,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定居;在经济适应层面,收入并未对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生活层面,城市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参与频率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心理适应层面,身份认同、社区关系、社区归属感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没有解释力。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是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的产物。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59%是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的,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     

农村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社会融合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必要条件,而职业化又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对陕西省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流动人口职业化具有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尤为显著,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社区融合程度对于职业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认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该注重职业化在解决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问题中的作用。     

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研究

流动人口作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存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障碍 ,使其难以融入城市。但在我国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 ,流动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府对户籍等制度采取渐进式改革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以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是一个当然选择。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

本文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移民规模、移民方式和特征,以及移民的社会流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社会隔绝壁桑的作用,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劝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土地流转制度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实现:以城乡统筹为视角

土地流转制度是新时期应对土地利用率、土地产出价值低下而适用的新的土地利用制度。然而土地流转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对过去土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如何转换成为重要议题。文章通过城乡统筹的视角来论证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城乡统筹的社会结构主张城乡之间的公平待遇,城乡统筹的产业结构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提供需求,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也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流动提出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分类保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提升城市保障的"拉力作用"是文章给出土地流转后农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构建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及人口城市化视角的分析

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不同阶段作用的变化表明,土地制度变革虽然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至目前,由于对土地潜在价值预期的不断升高及土地资产功能的强化,使得流动者对土地的依恋情节高涨,又成为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且这一因素与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两个基本原因,即城市户籍制度排斥和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紧密相关。在当前户籍制度韧性极强的情况下,可通过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促进土地权利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解除土地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屏蔽,实现土地财富向资本财富的转换,同时也可为农村人口、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从“选择制”到“普惠制”——城市户籍改革政策取向与路径探析

城市类型、户口"含金量"与户籍改革进展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大部分城市仍然存在依"身份"甄别的福利和权益歧视.城市户籍改革必然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城市户籍改革的重要环节.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从"完全的控制体制"回归"登记体制",过渡期内应由"选择型制度"走向"普惠型制度".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验证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来构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可以厘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其居留意愿就愈强,越倾向于居留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及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不同队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     

从限权到平权：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口流入所在地政府没有给予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而是试图通过限制流动人口的权利,以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和降低城市公共服务成本的目的。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对流动人口进行权利限制转向给予流动人口平等权利。可以说,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正处于从限权到平权的演变过程之中。这具体表现在,户籍政策从严控户口转向松动户口,就业政策从就业歧视转向就业公平,公共服务由公共服务排斥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