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以理格俗的有效阐释

宋明理学通过创造性转化汉唐经学的知识范式,开启了"经学理学化"的阐释转向。代表人物朱熹不仅成功打通"四书学"与"家礼学",还建构了一套崭新的礼学阐释模式,即将"三礼"置入唐宋社会转型后庶民现实生活,融入庶民思维、行为与习惯,纳入宋明理学之中且以理"格俗"。朱熹"格俗",是以天理、礼义为本,将不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礼"废俗";将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俗合礼",最终使《家礼》得到公度的有效阐释。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庶民之"恶"与移风易俗:船山《俟解》主旨之探析

船山《俟解》通过对庶民之"恶"的刻画、对学者救世的义务和圣人教化作用的分析等来呈现他晚年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关切.船山从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方面分析了庶民的行为及由此而来的风俗之败坏和人道之丧失.船山期许学者立下希圣的志向,成就自我的君子品格,成为豪杰之士,以提振风俗之暮气,改良社会之积弊.从孔子的性习关系出发,船山阐释了"习"在造成庶民之"恶"中的作用,而圣人以人文化成天下也唯有依赖于"习",养"习"于童蒙以化"俗"正是其题中之义.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俞正燮《仪礼》考据探析

清中期礼学研究的复兴与嘉道时期考据学积弊丛生,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的时代背景。如何使考据继续发扬"求道"的治学旨归,并同时使得学术能在与百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理欲、情理等诸问题中继续发展,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需面对的问题。该文力图通过分析俞正燮《仪礼》研究内容,归纳其研礼特色,探析嘉道时期礼学研究的发展动向。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仪礼》文献研究发展方向探讨

《仪礼》因其制度烦琐,名物奇多而素有绝学之称,这给研究和推广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改革已有研究方法势在必行。文章从仪礼过程影视化、名物训释实物化和民间礼仪系统化三个方面,探讨了《仪礼》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新方法。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古籍整理的一项可喜成果——读杨天宇的《仪礼译注》

<正>《仪礼》是《十三经》之一,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和儒家礼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但此书极为难读难懂,就连唐朝的韩愈都曾慨叹“余尝苦《仪礼》难读”(《韩昌黎集》卷十一:《读仪礼》)。清人凌廷堪也曾说过,读《仪礼》若“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礼经释例·序》)。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明知此书之重要,却对之望而却步,因此甚渴望有一部好的白话注译本,以帮助一般人都能读懂它。然而建国以来,还从未有人做过这项工作。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天宇同     

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

在宋代<礼>学研究史上,<仪札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解经类注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训释对象与内容方面,还是在礼经仪文节度的训释焦点方面,或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解经特色,在整个礼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

"礼"既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儒士们对"礼"进行了持续不懈的论究:从具体事物的礼仪规范,到普遍的社会规则;从礼的内涵本质,到礼的价值功用;从制礼的准则依据,到礼与法(刑)之间的关系等。《礼》有"三礼",其中的《礼记·曲礼》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著名论题,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和探幽。对这一论题进行当代诠释,既有助于深化对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和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中国在"新时代"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方略的贯彻落实。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止学》中的领导艺术

《止学》是一本源于本土领导科学的经典,其出发点和归宿是领导方法与艺术。《止学》的内容虽然精微广大,但总共探讨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即九个"止",一个"修",其核心思想是大智知止,知止不败。"止"之奥妙,存乎一心,学习《止学》,贵在体悟。"当进则进"是领导常识,"当止则止"则需定力。我们的研究不能囿于《止学》,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发《止学》,以形成现代版的新《止学》,这对于指导领导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朱子《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

朱子《家礼》自宋代成书后广为流传,至元、明、清时期,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礼上升为官方之礼,其文本亦由《家礼》本身衍生出大量注释、节编、改编本。其中冠、婚二礼流传尤广,元代《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等,皆本于此,清代《御纂性理精义》亦将其收入。自此,朱子礼学思想真正得以应用于庶民,落实为一种社会普遍生活方式。宋元以降,朱子《家礼》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基本礼仪规范,对东亚世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