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从语言运用看文学风格差异——以《法言》《扬雄集》为例

关于《法言》、《扬雄集》的语言风格,历来有一些评价,但都是模糊和抽象的,本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比较《法言》和《扬雄集》,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法言》的语言是拟古文的风格,而《扬雄集》则是文人书面语的典型代表。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扬雄的话语策略和创作意旨密切相关。由此进一步提出:语言运用是文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应该将文本当做语料,从具体的语言运用入手研究语言风格的具体内容。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以天道明人事——扬雄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形而上学论证

在扬雄之前,对儒家伦理纲常优越性的论证主要诉诸历史事实,或者将其视为人格化的天意显现。扬雄吸收《易传》与《老子》的观念与方法,创造了“玄”这个概念,认为它既是万事万物的原则与规律,又是宇宙世界的本源,然后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法,论证儒家的伦理纲常与自然现象和规律一样,是“玄”的具体表现,由此对儒家伦理做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论证。但由于《太玄》图式将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成阴阳二气的消长,无法与丰富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一论证不算成功,但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依然有重要意义。     

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

两汉之际 ,河西地区相对平静 ,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 ,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管窥

《孝经》思想适应古代社会的需要,不同社会阶级、阶层与意向的合力等多种因素促进了 《孝经》在两汉的传播。《孝经》在西汉、东汉的传播各有特点,这与时代风气、生存环境、家庭结构等有 着密切关系,并给后世以重大影响。     

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嘉庆太仓州志·王衡传》辨误

<嘉庆太仓州志·王衡传>对王衡一生主要行实的叙述存在一些讹误,其中王衡生年应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享寿岁数为48;王衡并没有依父膝诵<归去来辞>,而是赋<和归去来辞>以寄其父,作赋时年龄在16或17岁;顺天乡试案发,王锡爵曾上疏救饶伸,但没有上疏救高桂;王衡中进士时王锡爵仍健在,王锡爵实际卒年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这些讹误,有的是受此前成说的影响,有的则是由修纂者的粗疏所致.     

余靖《从政六箴》及其廉政伦理精神简论

《从政六箴》为北宋名臣余靖撰著,包括了"清、公、勤、明、和、慎"六个方面内容,其中所表现的廉政伦理精神主要有清廉、公正、勤政、和谐。借鉴、倡导这种精神对于当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两汉《鲁诗》学派

汉初四家《诗》,以《鲁诗》出现和立为博士的时间为最早。今文三家《诗》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大致相当,在东汉则《鲁诗》最受朝廷重视。《鲁诗》所以能成为三家《诗》学的主导,是其严谨的学风和解经体系决定的。《鲁诗》经师大都崇尚气节,志操高尚,洋溢着峻洁完美的人格魅力,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     

扬雄《方言》里的河洛方言

扬雄《方言》用不同的地名标记了汉代不同方言词语的地理分布,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方言和现代汉语方言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河洛地区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的地位,河洛地区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它在汉语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方言》区域与河洛地区、《方言》中的河洛方言、《方言》与当今的河洛方言等方面可以探讨《方言》的语言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