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

"真人真事"写作是1942年以后在解放区盛行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最早起源于工农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文学宣传活动,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的文学大众化论争对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政治化追求。解放区的"真人真事"写作有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类型。知识分子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真人真事"写作的盛行促成了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文学大众化所负载的教化功能。     

革命作家的知识构成与主体精神

"革命文学"倡导以后,作家队伍的工农化逐渐成为常态,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理想的热情召唤、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使得许多知识青年在还没有完成高等学业的情况下,就匆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五四一代文人经由文学创作而启蒙教化,达成"立人"与"立国"目标的思想模式,逐渐转化为"文学创作就是宣传"的行动模式。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中国文学,"革命"不仅为文学创作确立内容标准,也为作家作品研究确立价值尺度,还左右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     

论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的现实意蕴——兼论解放区文学的现实性品格

作为解放区"旧剧改革"的代表作之一,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遵循有关意识形态的要求,将现实认知寄寓于历史之中、借历史题材的书写表现了现实需求。除为解放敌占城市提供"策略教育"外,它还宣传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弘扬了整风运动所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从而从"内容"到"方法论"方面均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现实意蕴。剧作以历史题材承载现实意蕴,从而使历史剧服务于现实,这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对现实性品格的一贯追求。在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以历史题材的创作为现实服务,是解放区文学拓展服务现实的题材领域、强化现实性品格的重要表现。     

略论解放区文学对民族文学形式的探讨

1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解放区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毫无疑问,它在理论和实践上曾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或者说这种文学“开始作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开始作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然而以前对解放区文学的系统研究尚缺乏深入,尤其是对艺术形式方面的关注很不够,这必然要影响全面公正地评估其美学价值取向;尽管解放区文学对民族文学形式的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就其实质而论则是一种开拓性的艺术实践。因此,我们更应当历史地看待它的成就与不足。     

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流亡文学的忧郁倾向

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忧郁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既有现实的由故土沦陷带来的情感冲动的因素,更有很多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从当局到普通百姓对"东北苦难"的无视与漠视给东北作家的刺激,也有流亡处境引发的心理悲剧感受,而东北流亡文学忧郁倾向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多被遮蔽和"不见"。东北流亡作家文本中表现出的忧郁倾向和其中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有限性、政权与国家的非等同性等问题,触及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的尖锐主题,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少有的思想深度。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民间与庙堂的融合与疏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民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最具民间意识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规范的庙堂文学是一种既融合又疏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文学形式表层上,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很好地融合于解放区提倡的文学民族形式,但在思想精神深层面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思想的文学与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疏离断裂的.从民间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本质,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做出如实的纠偏.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文学

重启东北文学概念,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学的流变,借此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东亚文学中的某些问题。梳理东北沦陷初期《夜哨》文学和《文艺》文学,《夜哨》文学跨域到上海成为中国1930年代抗日文学的先锋及典范;《文艺》文学被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继承,成为隐微书写、解殖文学一系。而日伪在东北炮制的“满洲文学”成为东亚文学演练场,为东亚被压迫民族文学提供了发表场域,多语言多国族的文学想象、文学作品是思考东亚文学的资源及文化遗产。新的现实、新的形式、新的场域,东北文学为重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和东亚文学提供了契机。     

"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

"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     

胡玉伟

正胡玉伟,1966年7月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类专业副主任。兼任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获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胡玉伟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解放区(延安)文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传统的建构与延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在CSSCI期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论文20余篇。成果多有反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等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1项,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辽宁文学奖、辽宁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各1项。近年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10余项,任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带头人。近期主要关注东北解放区文艺、辽宁文艺批评建设与文化品牌打造等课题研究。     

嬗变与建构的当代意义——论五四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传统是在阐释中建构起来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强调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性质和个性解放精神,推崇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左翼文学兴起后,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修正,剔除其中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内容,同时强化了它本来就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到1940年代,五四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实现了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整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不过经此改写,五四文学传统便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五四文学自身了,这导致198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讨论.这一讨论,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趋势,但注定不可能真正回归"五四".在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在现代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和重释五四文学传统,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理想的一个精神动力.     

论孙惠芬小说的审美品格

在近20年的当代底层文学创作中,东北女作家孙惠芬将散文化的叙事语言、心灵化的叙述风格和"地方志"式的新文体特质相结合,共筑了其小说独特的审美品格,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的创作风格。     

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尽管在沦陷的14年中“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一段历史,标志着东北新文学在缓慢的发展中增添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     

东北沦陷区话剧文学的主题探赜

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东北文学,被称为"沦陷区文学".沦陷区话剧文学一直处于边缘.纵观沦陷区话剧文学,其主题中的压迫中的抗争、隐忍中的反抗、专制中的附逆等精神和思想,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话剧文学独有的艺术价值:反映了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斗争、呐喊、屈辱和叹息,反映了作家在民族危难时刻勇于斗争的精神和个别作家背离民族大义的错误立场.这些剧作增加了中国话剧文学主题的维度,在中国话剧文学史上是独有的一页,和沦陷区小说、散文、诗歌等共同构建了沦陷区文学的完整历史.     

反思与超越(下)——中国新文学宏观考察

(二)1949年新中国诞生翻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肇始的标志;但实质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而出现崭新的文学形态,更没有全方位地继承并发扬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而是根据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对多元取向的现代文学进行了严格选择.即把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当成全国统一的文学形态,由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时期政治路线、并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相结合的传统,推广为全国的普遍原     

“东北作家群”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东北作家群"是东北沦陷时期最具光彩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群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存在,他们的小说被学界誉为表现"民族乡土主义"的"怀乡文学"。"东北作家群"中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作家主要包括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国内外的译者主要包括葛浩文、伊文·金、戴乃迭、沙博理、茅国权、张培基和刘士聪等人,美国译者葛浩文和伊文·金以及美籍华裔译者茅国权等人的译文在英语世界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针对葛浩文翻译的萧红小说《呼兰河传》,对萧红其他作品和"东北作家群"其他作者的作品的英译研究,以及其他译者的译作研究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