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促进了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利用PSM-DID方法,基于172个国家2006—2018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园区的建立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园区的建立可通过基础设施改进、政策互动、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在东道国层面的异质性考量中,研究发现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非邻国、未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以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为显著。在园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主导的海外园区,加工制造型、科技研发型和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园区产业类型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地增强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     

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再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我国逐渐发展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FDI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18个国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OFDI、IFDI和NOI与人均GDP都正相关,IFDI与汇率负相关,但OFDI和NOI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OFDI、IFDI和NOI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都正相关。OFDI、IFDI和NOI与制度都正相关。     

我国企业投资东盟与海外华商网络的利用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基于地缘优势及我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东盟国家被认为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想投资地之一。在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过程中,广大的华侨华人和海外华商网络是我国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借海外华商网络投资东盟,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有助于我国企业了解东盟的投资政策与环境,同时,可充分发挥广西及其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崛起中的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趋同利益探析——兼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因应策略

崛起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不断扩大,海外利益的内涵也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密度的增强而得以扩充。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海外利益指涉的是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并存在于中国主权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和华侨华人等所有层次行为体的利益综合。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文化对以留学生、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体的海外高端新移民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在这种跨国互动中,两者在海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等层面存在一些趋同利益和认知差异。梳理祖籍国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利益趋同点,有利于我国发掘出侨务公共外交的着力点,提高该战略工程的成效进而为中国崛起提供原动力。     

中国企业OFDI对投资母国碳减排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

通过高质量碳减排实现“双碳”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匹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行为,引致了投资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降低自身的碳排放强度;由于OFDI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从而中国企业投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有助于降低其碳排放强度;OFDI引致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而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应将适用于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放等领域的优惠政策同等地适用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要引导国内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联合研发、新建子公司或国际并购等OFDI方式接近技术资源聚集区,大力推进研发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有步骤地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和研发资源共享;要鼓励和帮助本土跨国公司建立适应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消化和整合机制,改善国内市场主体的创新体制机制以促进投资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力。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货币政策、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货币政策、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三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文章将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运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柔性和负债柔性与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且货币政策宽松将增强两者的关系,但企业现金柔性与投资效率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的分析

自企业异质性理论提出后,生产率被认为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运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微观数据,基于拓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但不是关键性因素;与生产率这一异质性因素相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具有优势。     

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

"走出去"战略实施10年来,中国资源类企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现有的成果主要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理论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对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效应和对策建议进行研究,而本文则从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出发,以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从该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源类企业大规模投资西半球国家的根本原因及其"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将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纳入企业异质性的考察范围,为推动中国资源类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机理分析与尝试性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它既有资本运动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有非经济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带动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而改善母国国际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因初期的资金汇出、出口替代、反向进口以及海外企业利润再投资而恶化母国国际收支。就中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企业技术前沿接近度如何影响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日益成为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创新策略，有关合作创新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处于行业内不同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所面临的创新不确定性风险不同，由此影响了企业的合作创新倾向。基于技术前沿接近度（PTF）这一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相对水平的指标，企业PTF与合作创新之间先减后增的非线性U型关系得以揭示，并在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U型关系的二次项系数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验证了不确定性风险是技术前沿接近度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在机制。U型关系在宏观地区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企业合作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

文章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模型,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是在满足国家利益动态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企业国外经营与国内经营总收益的长期动态最大化;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必须要协调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加强企业投资监管,建立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国际化节奏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利用2005—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FDI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FDI节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中国跨国公司需要保持适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才能获得较高的创新绩效。随着FDI节奏的不规律性的进一步提高,组织学习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将提前出现,FDI广度与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曲线会变得愈发陡峭,即节奏对FDI广度与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中国跨国公司应审慎把握全球布局,这对于中国企业以国际化为跳板实现“弯道超车”式跨越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跨国企业正当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的调查证据

在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政策背景下,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调查数据,在区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正当性战略和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对制度距离和跨国企业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均是影响跨国企业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正式制度距离受企业正当性战略的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受企业国际化经验的调节.制度距离主要影响企业的道德正当性和认知正当性,对实用正当性影响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正当性优于传统制造业,企业以绿地投资形式"走出去"比设立海外营销点、跨国并购和合资建厂等方式更容易获得组织正当性.本文从微观视角为"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获取组织正当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下一阶段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国际化战略管理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