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的纵横之儒——兼论周秦西汉前期儒士社会角色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代以及西汉前期,儒士的社会角色依次经历了教化之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教化之儒产生于西周,主要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工作。春秋末期出现的纵横之儒则是生存于乱世的儒士群体参与贵族政治的产物。西汉初期,纵横之儒极其活跃,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依隐玩世的滑稽派,奔走诸侯的游士派。汉初的纵横之儒不仅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汉初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也极大。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并施行"推恩令",于是汉初活跃一时的纵横之儒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贤良之儒则继之而起,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体,并始终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

关于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其阳儒阴释,始作俑者为刘祁,《金史》及《宋元学案》皆受其影响;一说推其为金季儒宗,时人杨云翼、元好问力主之。孰是孰非,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赵秉文在《滏水集》中的确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缘由,乃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赵秉文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就无法对其思想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对赵秉文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使我们看到理学发展的另一面相,与两宋道学相比,这一面相也许更接近于原始理学。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子思之儒”学术理路辨析

"子思之儒"的文本创作与思想主张中有着三条明确的学术理路:在学术思想的继承方面,将孔子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形而上化是其重要的学术理路;通过在思想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方面,引入其他学派的理论框架、思想观念,以丰富儒家思想;在政治观的表达方面,通过继承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将先秦贵族集团限制、消解王权的政治因素转化为儒家以德抗位,要求君王施仁政、尚贤能,并通过教化君子以控御权力的思想主张。     

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

先秦儒家经历了三期演变，在此过程中，儒家通过分化而发展，孔子在分化中被圣化，分化的儒家各派殊途同归而回到孔子，走孔子路线，兴起儒门造圣运动，推动儒学意识形态化。与此相应的《论语》结集过程，也反映了儒家从分化到合流的某些特征，《论语》与秦汉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昭示着孔子圣化的历程；《论语》中的“霸王道杂之”的孔子形象，是其圣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儒家兼刑名、合黄老实现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标志。     

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之辨与朱王之争

程颐"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颇大,成为这一时期分判儒佛的重要标志性话语。南宋朱熹、真德秀对程颐此说皆有引申讨论或进一步解说,但他们的讨论限于论儒佛之别。明代对阳明学不满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崔铣、黄佐、陈建等借程颐"圣人本天"之说抨击阳明心学滑入佛禅之"本心"。阳明本人及其亲传弟子对罗钦顺以"释氏本心"来攻击其心学主张没有太多回应,但阳明后学或有心学背景的学者对罗钦顺等人的批评有较为激烈的反击。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儒的源起与真意——“小人儒”如何跃升为“君子儒”

":儒"在孔子之前原是亡国的遗民,柔弱的文士,虽为寄食者,却又有倨傲的个性和遗风,是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其经济地位虽卑微,但特殊的职业却又令其自感神圣和崇高。由"小人儒"到"君子儒"的跃升,不仅归功于孔子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儒行",更在于其遵循"天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迹和高山仰止的人格操守。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标志和重大转向。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心性修养学说及其传统渊源于孔子对"君子儒"的型塑。     

颜氏之儒考述

《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之说,其中"颜氏之儒"所指是否颜回一派,学者多有分歧。而之所以出现分歧,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颜子生卒年存在多种异说。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考辨,我们确定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而且,颜子当有门人,其学得以传承,可以形成一派。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子一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颜子与曾子、思孟,颜子与庄子的学术思想关联问题。     

梅山儒礼之丧礼的儒雅风格浅论

梅山儒礼之丧礼出自于民间大儒之手，创始人用阳春白雪的思维在写下里巴人的文本，又经儒学之士得以承传并修订，在民间广泛运用，并被老百姓长期接受，是一种高雅的民俗文化。其高雅表现在它简朴的程序、典雅的教化、优雅的文辞、温文尔雅的风度等各方面。     

徽商的儒贾观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在儒与贾的关系上,徽商更看重儒,业儒入仕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因为儒可以光宗耀祖,贾则不能;但服贾可以给业儒提供经济基础。     

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儒道“天人合一”观的再读与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多被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合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自然的"天",而是指人格化或言神格化的天,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人和人化自然的合一,而那个被合一的"人"也并非自然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秩序中某一阶层的存在或某一个体地位的表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社会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自然天与自然人的合一思想,我们把今天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