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结构性增收研究——以江浙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受区位要素、农村社会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农地流转、机会不公平、社会资本量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等因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均等问题。江浙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江浙农村居民增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江浙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1.27个百分点,而江苏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高于浙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地差距。两地不同的政策响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粮食安全战略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均对收入产生了影响。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西部地区40个区县的经验研究

选取中国西部地区40个区县2001—2011年的经济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正向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常明显;相反,受金融资源"嫌贫爱富"本性和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外溢等因素的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各地区收入差距的源泉分解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性要素,土地对收入增长的约束力比较弱,而且农村经济越是发展,对物质性要素的依赖作用越弱,对教育、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源泉在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高收入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因素、教育对收入水平影响显著;随着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各地农村收入增长率有趋同之势.     

政府权力与群体间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劳动、资本、知识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并未随经济的增长而缩小,反而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基于群体间收入分配现状,本文论述了政府权力的不同运行模式对群体间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即规范的政府权力干预有助于缩小市场因素造成的群体间收入差距,而不规范的权力干预将破坏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与机会平等的原则,最终导致群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本文发现不规范的权力干预导致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不断提高,从而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调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关键在于对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规范,建立有效政府,抑制垄断并统一要素市场。     

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FDI变量的收入决定函数,然后运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Shapleyvalue)分解法衡量了全球化和其他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化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2)资本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最为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3)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4)教育、地理位置、城市化和人口负担率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在减弱。     

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反弹的风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是一种经济问题,也是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以我国1978 ～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理论基础,对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与财政支农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所起的作用在长短期表现各不相同.从长期看,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均衡关系,且城镇化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财政支农则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从短期看,城镇化与财政支农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支农的缩减效应要大于城镇化水平.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云南省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各要素进行实证检验,对比分析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引入要素禀赋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等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我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改善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应对策建议。     

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我国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经济开放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存在区域的差异性,即它显著地加剧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而对内陆地区却起到缩小的作用,入世以来经济开放对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有所缓和;但如果考虑经济开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则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文章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历史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差距从总体上来说是扩大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既有我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现阶段分配制度的影响,又有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缩小这种差距,需要采取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措施。     

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文章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历史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差距从总体上来说是扩大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既有我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现阶段分配制度的影响,又有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缩小这种差距,需要采取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措施。     

京津冀地区差距、因果累积与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差距持续存在并在不断扩大,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政府行为推动的因果累积效应。极化和扩散是解析该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概念,极化强于扩散是该区域的典型特点。尽管极化在城市发展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但扩散优于极化。该区域资本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较小,GDP和资本具有自我累积效应,城市规模不具有自我累积效应。数据分析表明,文化和劳动投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贡献,而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作用。整合和协调区域资源,发挥大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当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避免区域内部的极化和贫化,是“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贸易自由化、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扩大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虽然财政分权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财政分权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机制则会极大地影响收入分配的状况。因此,探讨贸易自由化和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收入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恶化作用,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经济学分析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较多.本文在收入差距模型上加入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作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海南省各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从整体和不同发展阶段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海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旅游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政策偏向因素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发生了变化,国际旅游岛之前,旅游发展、经济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际旅游岛实施后,旅游发展、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城镇化水平转向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偏向因素持续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的变化验证了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     

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分析

合理的适度的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合理的适度的收入差距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推动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改善社会结构的功能、带动共同富裕的功能,都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引发教育失衡、引发民族矛盾、削弱对现行政策的认同,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期望还是资本：中国社会保障满意度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从资本和期望两个角度对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三项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和房产、受教育程度、信任和社会参与对低保、就业保障状况满意度均有正向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对于养老保障状况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资本理论比期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满意度，同时资本对在保和不在保两类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有明显差异。对于没有参加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三类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只有社会资本仍然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来说，社会资本却有显著负向效应。     

教育机会平等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目前的机制和体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得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要尽力消除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使更多低收入阶层的人都能学到知识和技能,增加收入,逐步缩小收入的差距.     

东北振兴进程中的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研究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改善。但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存在着城镇居民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收入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对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为使东北城乡居民收入尽快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应该从四方面入手: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促进工资水平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平衡投资的技术结构,提高投资吸纳就业的能力;继续增加"三农"投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