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新探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两者自身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和谐,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可通过先进的上层建筑,即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科学的社会管理方法等来逐步改造不科学不合理的传统经济利益关系,从而体现现代社会上层建筑公正、平等、民主和正义的本质,推动全社会全面、持续发展。     

浅谈威廉斯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雷·威廉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僵化的形而上学式的经济决定论,他对"决定""基础""上层建筑"等关键词范畴做了全新的界定,理清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为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归全返真提供了一种富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同一”说——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声音越来越强,制造“对立”自有其原因、实质和方法.论证“同一”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是,也不失可能性.让我们有所思考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思想,它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同一”则整个思想关系“同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分析该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得出它代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是同一、一致的.他们都是“决定”论者.从该思想的形成史来看,他们是“同创互补”的关系.     

上层建筑的新特点: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一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混合生长 ,这突出地表现为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增强 ,还表现在各国政府和国际间组织的对外援助体系日益具有政治色彩     

论析里格比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批判

里格比在其著述《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后半节,着重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进行了批判。他通过引述马克思的论述及其研究者的分析,指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都有其独立自主性。然而,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里格比的责难是建立在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这一理论前提。正是由于该错误的理论认识,致使其无法把握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正确关系,也无法认清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从而造成了对马克思的大量误解。因此,澄清这些误解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特征有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的上层建筑--基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认识

和谐的经济基础是由和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和谐的交换关系和和谐的分配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要构建和谐的经济基础,需要扬弃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的观念,需要建立适应和谐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观献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再思考

传统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直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指政治制度、政治设施等。这实际上是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模式来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退回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结构观。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概念是类比的概念,没有确定的所指。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甚至是相互渗透的。     

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再认识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征,是民主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性质上看,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政治形式上看,它是民主共和政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     

宪法、"七一"讲话与我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范畴刍议

马克思对“经济基础”的定义、我国宪法的规定、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均说明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那种认为经济基础仅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     

充分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学习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他们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彻底贯彻唯物论的问题,即用唯物论思想去克服根深蒂固的唯心史观,完成社会历史观的变革。为此,他们在同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写下许多著作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论战的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世界观的主要原则,着重阐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     

再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只要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就可以当家做主，改天换地了。但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一次次农民起义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并未使自己当家作主。由此看来，即使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也不能仅仅说成是生产关系。因此，不论从理论的除弊创新，还是从现实的指导意义上，都应该坚持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观点。     

从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看中国法律演变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虽然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但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再思考

法律与道德在现实和理论上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其作出明确的划分是相当困难的。法理学家们为此作出种种努力,但都不尽如人意。从理论上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关键在于将道德二分为信仰性道德和规范性道德,并把道德限定在私人信仰的领域,把规范性道德逐步纳入法律的轨道。     

基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中国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批判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定位的前提性问题。中国法政治学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证成,导致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立场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亟待建构中国法政治学研究的自我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民主完善与法治建设”、“国家政权体制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培育”等极具挑战性与全局性的法政治学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债转股在广义上是一种债务重组手段,但我国的“债转股”是一种狭义的政策性债转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政策性债转股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是一种解决银企关系紧张问题的有效措施,我国也主要参照了国际上的做法。但我国现阶段的“债转股”主要是按经济学思维方式运作,由政府仓促推动的,缺少法律的宏观考虑和制度配套,因而在现实操作中困难重重。法律在“债转股”动作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发挥法律的价值,突出法学家的贡献,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论证、规范,才能找到国企改革的正确路径。只有对“债转股”进行法律观念上的思考和法律对策上的分析,才能使之操作理性化、规范化,促进其目标的顺利实现。     

交易成本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机制

“交易成本”范畴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揭示了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但对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使市场更有效率的运行，西方交易成本学者更注重正式制度的研究和设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较为全面、深刻地从哲学层面上论述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缺乏一个相应的经济学范畴来阐明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机制，引入“交易成本”范畴则可以阐明这一作用的机制，从而能使我们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     

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再思考

在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过程中 ,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 ,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不断加强道德教育 ,尤其要从娃娃抓起 ,开展自爱—他爱的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