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诗史与纪事:北宋边塞诗的叙事特征与纪实品格 ——以宋辽、宋夏边事为中心的考察

宋人接受"诗史"观念,均不同程度地对孟棨的"诗史"内涵予以修定,淡化时间限定、突出纪事功能、强化价值判断是宋人的一致选择.事件是"诗史"观念的核心,宋人记录边事之自觉,表现在记述范围、纪事群体、记录载体之广.交聘、迎战、开边等边防经略,御边将帅、戍边兵卒、馈粮役夫的行实命运,均纳入边塞诗的书写视野,折射出北宋诗家的仁民之心与虑国之诚.叙事与纪实是发扬"诗史"精神的重要路径,析而论之,见证与实录体现纪实特征,纪事与剪裁彰显叙事技巧,美刺与寄托则充分展现仁民爱物、补裨时政的初心.不独正文,诗题、诗引、诗序与自注亦成为北宋边塞诗反映防辽御夏、彰显叙事魅力的生命场,更能突显北宋边塞诗的"诗史"价值与纪事特征.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延清"诗史"价值与意义探析——以《庚子都门纪事诗》为例

延清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庚子事变时期所写的诗被时人誉为“诗史”,将他和杜甫等量齐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记录了庚子事变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到战后的议和等各个方面都从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角度,予以全面真实的记录,与史实高度一致,而且更有很多正史所未载的事实,能补正史之不足。他在记史的过程中往往融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表达自己忠君爱国报效国家的情愫。他的诗是近代国难文学的代表,是清末诗史。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程相占吴伟业曾以诗史自况己诗，后人也多有以诗史一语论吴诗者。本文首先发掘吴伟业言论中有关诗史的看法，然后结合其诗歌作品，印证其诗史思想。一、“诗史”──“史外传心之史”“诗史”一语在唐代孟綮《本事诗》中出现后，很快产生了三种以上不同的...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论诗史混融思维对中国诗歌叙事理论及特征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诗史混融"的文化思维习惯,使中国的诗歌叙事一直徘徊在"诗骚"和"史传"两大传统之间。在融通两大传统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过程,中国不仅形成了与西方"史诗"不同的诗歌叙事理论"诗史",也锻造了中国叙事诗关注现实问题、偏于写实的独特品质,形成了其重剪裁、尚简约和抒情性浓郁的特有风格。     

新闻副文本的修辞结构研究——以《人民日报》为例

修辞结构关系是语篇中具有功能整体性的文本片段之间的连贯关系,它反映着作者的交际意图,对自然语篇的生成和理解都有影响。新闻副文本与正文的修辞结构关系有详述关系、评价关系、背景关系、重述关系、解释关系等,这些关系揭示了副文本与正文之间深层的语义关系,以及作者、读者、正文本、副文本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副文本不仅仅是正文的附属,它具有独立的作用,是作者意图的一种实现方式,反映了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副文本与正文的关系是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对话关系。副文本将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互动产生新的变体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