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关系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研究——基于C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的调查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非只是一个涉及供需关系的市场化服务,其供给过程涉及层级政府、社区组织、老年群体与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的联结和建立。在关系嵌入性视角下,依据服务机构与社区的合作程度和与社区服务的同质化程度,可以划分出补充型、竞争型、合作型三种类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关系强度、关系内容、关系延续性三个维度衡量他们与层级政府、社区组织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关系嵌入性差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关系嵌入的差异影响着养老服务的实际效果,呈现为低效运转的外形嵌入、缺乏社会性的单项嵌入和难以有效落地的信息嵌入。作为一种复杂的基础性民生服务,公共性与市场性之间的张力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种协同整合机制,实现普惠性与专业性、市场化与智慧化的深度融合。关系嵌入性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厘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复杂现实,促进其长远健康发展。     

“走出反哺”: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支持结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农村作为应对养老挑战的主阵地和重难点成为共识。面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机构养老成本高企,互助养老被认为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社会化转向的路径。从基层看去,自我实现的父代价值需求、孝而难养的子代情感困顿、合作帮扶的集体伦理传统,构成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主体动力与社会基础。现代性进村和行政控制权下沉背景下,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正在遭遇空间错置与社会脱嵌两大困境：空间错置表达为养老空间设置的内容偏离与区位错配,而社会脱嵌包括协同脱嵌、组织脱嵌和文化脱嵌三个层面。立足高质量发展战略,文章提出空间内容的乡土本位与区位的村社嵌入、干群角色重构与农民利益联结、组织主体性强化与功能拓展、积极老龄理念营造与年龄集团目标统合四重路径,以助力老年群体实现对晚年生活的美好向往。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嵌入—融合—互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发展路径——"机构养老社区化"+"社区养老机构化"

社区居家养老能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老年人的在地化养老,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健全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及有效运行的机制。本文基于马克·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嵌入性解释框架,探讨养老机构与社区的结构与关系的嵌入:通过植入—嵌入—融入路径,使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在地化服务;通过延伸—辐射—互动路径,使社区养老实现以机构为载体的多类型服务,最终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嵌入—融合—互嵌"发展:多措并举,推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秉持"在地安老+综合照料"理念,整合服务内容;养老机构"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实现机构与社区的可持续互动,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最终实现"机构养老社区化"与"社区养老机构化"的发展模式。     

从“上墙”到“落地”:村规民约效力实现机理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村规民约是我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但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形式化和虚置化问题,未能从“上墙”走向“落地”。本文基于制度要素和制度嵌入理论,构建了整合式分析框架,对H村和X村两个案例进行比较,探究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是否具备相应的制度要素,并与外部社会网络相嵌合,是影响两村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重要因素。基于两村的案例比较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实现提供了有益启示：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应当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度要素和实施机制,并推动村规民约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寻求乡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数字时代虚拟养老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规避——以Z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何以可能——内生需求和外部激励的必要性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成长基因来自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基层治理的创新,但在典型特征上与合作生产模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随着全国的复制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未能有效构建起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存在矛盾,利他和利己参与动机均不明显;供给型互助养老模式回应性不足,容易滑向低效率陷阱,并养成其他行为主体的服从和依赖;村庄精英虽然更具政治效能感且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榜样力量,但其示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应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通过"上下共管"提供更具回应性的互助养老服务;在政府承担农村互助养老主导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示范激励作用;将农村幸福院发展成为福利资源吸纳和辐射的组织平台。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三方博弈及行为选择研究

以演化博弈理论为支撑,构建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托管银行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三方博弈模型;以各方在既定制度设计下的策略选择为据,着重分析了金融监管部门和合作托管银行两方在目标一致和不一致情境下对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信用互助业务的作用机理及在其影响下的行为选择。结果发现,金融监管部门行政监管与合作托管银行业务监管,行动目标的差异阻碍了信用互助业务的开展,而且制度设计中缺少促使合作托管银行推动互助业务开展的激励机制。因此,在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中应增加三方利益分配,并强化对合作托管银行的激励机制。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探索

农村互助养老是指政府倡导下的,以老年人群体之间力所能及的互帮互助和情感交流为基础,以乡土社会内部资源动员、整合和赋能为核心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活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互助养老可以充分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成员参与养老服务,实现“互助—自助”,将“有所养”与“有所为”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嬗变、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以及维持“互助”关系的限制性条件等。基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状况,提出厘清互助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异同、把刚需问题排在第一位、加强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劳—养”结合的互助模式、强化和完善家庭支持等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及其实现机制——以上海郊区Z村为例

村庄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以空间理论为学科基础，以“结构—情境—行动”为分析框架，基于乡村空间的分散性、复杂性和交互性等特质，系统探讨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整体变迁和实现机制。从四维圈层的空间结构来看，农村人居环境的四类空间再造并非呈现线性发展逻辑，而是彼此交织、互构共生。当然，在不同的空间情境中，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又遵循相应的行动逻辑，从而共同形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效能。因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基于嵌入的理论视角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事关微观层面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受益主体范围明确,其有效率的供给模式是由社区范围内的居民自行组织,其供给水平决定于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而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内生于特定的社区环境,是主体属性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变量,嵌入于农村社区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本文以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区为现实研究背景,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为基础,从主体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维度建立起了一个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命题.     

指导性案例制度形成中的权力互动机理研究

伴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实施,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案例指导行为如火如荼.制度形成及其影响力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形成背后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其中权力主体及其分布关系到制度内部的权利义务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而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则关系着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效能.从司法判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受到来自国家、地方与社会三方主体及其力量的影响,这些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推动着制度从略带松散型悄然走向严整规范型.     

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界面化整合与机制探析

技术嵌入治理不仅改变了效率,而且影响了结构。作为科层结构中的夹层,界面是技术整合与制度整合有效叠加的治理新平台。从权力、资源与认同三个维度来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从治理整合的流变分析界面化整合的特征,发现治理界面能够有效整合纵横部门权力、强化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提升受众的治理认同。实践中的治理界面因其权力的可视化机制、资源的菜单化机制以及认同的精准化机制,实现了治理中的有效整合,成为技术嵌入治理的关键场域。     

城市转型视域下社区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和推进路径

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人口与文化价值结构的变化让我国老龄化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式,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互助养老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我国城市社区互助养老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发展机遇。研究发现：我国养老经历了家庭型到社区型的转型,实现了养老主体的多元化,但社会转型对我国养老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养老面临养老服务非均衡发展、养老需求骤增、养老的价值理性削弱等现实困境。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互助养老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要继续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多种模式互为补充及智能化的养老服务道路。     

智慧养老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养老成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因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其面临各种未预期风险。基于“技术-主体-情境”的整合性分析,通过对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普及、行动主体的数字素养和养老形态的数字转型等复合意涵的研究,可以发现智慧养老面临数字养老技术应用的非预期后果、行动者数字胜任力脱嵌与技术理性下的养老异化等不确定性风险。对此,需要从技术整合、主体赋能和情境创设三个维度出发,以需求为本推进数字技术的精准应用、提升多元主体数字胜任力、倡导回归生活的服务模式,助力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