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

在伦理-政治的视野之下,以朱熹与王阳明针对着<大学>之"新民"与"亲民"的争执为切入点,试图对"朱王之别"这个思想史公案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作出新的解释.本文认为,朱子的"新民"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自新"与"新他"的困境,以及刑政与"新民"的抵牾.不论是从"教"或"治"的角度看,朱子的"新民"都不可避免其矛盾的结局.而王阳明的"亲民",尽管不乏真诚与仁爱,且不失为一种简洁易行之办法,但忽视与情感相关的社会制度,也使其"亲民"显得过于理想化与幼稚.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王阳明“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之内涵——兼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比较

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讲仁义并不排斥利但反对“利心”一样,王阳明极力反对当时的“功利之心”,并且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谋其利”“计其功”,同时又讲“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并不排斥声色货利.但是,朱熹并不赞同主动求利,而王阳明则赞同在致得良知的前提下,对于声色货利的追求,并不反对主动求利,因而与朱熹有所差别.尤其是,王阳明还明确讲“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又讲“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对工商多有肯定,显然较朱熹有了一定的发展.     

朱熹的《格物补传》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围绕《大学》版本的两派分歧

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主张"致良知",这一分歧促使其在《大学问》中反对朱熹将《大学》古本之"亲民"改为"新民"。从中可以窥见理学与心学在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同。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七哀”新臆

六臣注《文选》曹植《七哀》诗题下吕向注:“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李善注意到王粲的《七哀》诗当排在曹植作品之前,吕向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在解题时必然尤其注重王粲之作。我认为,吕向的解说很可能由概括王粲《七哀》(西京乱无象)而得。他据开头两句,说诗人痛国家不幸、愤贼臣为患;据三、四两句,说诗人感于乱离、怨离京华而走远郡;据“出门无所见”至“何能两相完”一段,说诗人因耳目闻见而哀;最后六句被视为“口叹”、“鼻酸”之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孔子“无讼”辨正

<正> 《论语·颜渊》载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短短一句话,却一直众说纷纭。最先解释“无讼”的是《礼记·大学》。它在引用了孔子那句话之后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郑玄注云:“情扰实也,无实者多虚诞之辞,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必使民无实者不敢尽其辞,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按照这种解释,无讼就是借助于法庭的威严使无实者畏而不敢讼。《周礼·秋官·大司寇》则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后听之。”郑注云: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盟诅不及三王”辨

《荀子·大略》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是关于盟的起源的明确而最早的论断.自兹以后,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二千多年的争论.今文学家们接受了它,并加以发挥.《谷梁传·隐公八年》说:“盟诅不及三王”;《公羊传》云:“古者不盟,结言而退”《春秋繁露·王道》:“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成约”;《礼记·檀弓下》更明言:“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郑玄注:“会谓盟也”;《淮南子·氾论训》云:“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古文学家们则表示怀疑.号称“五经无双”的东汉许慎认为今文家所言非是,据《左传》、《周官》“于礼得盟,”“礼,约盟不今.”郑玄、惠士奇等人的见解与许叔重相同.惠士奇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礼其来尚矣.”历代学者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五十以学易”与“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两段话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前人很少注意到其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连朱熹也不例外。朱熹注《述而》篇“五十以学易”说:“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