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想与现代性——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启蒙运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在启蒙精神及其历史价值的看法上产生偏差.在何为启蒙问题上,康德式的解读“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被奉为圭臬,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要相信人的情感”的思想理念常常被遮蔽;在对待启蒙的关切与诉求上,“启蒙”总是与“政治的解放”、“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着力对人性、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伦理生活所进行的建设性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常常被罔顾.在现时代背景,重温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助于对“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面相及其问题达致更深刻的领悟.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缘自启蒙的力量--读《启蒙之后》有感

启蒙何许物也 ?启蒙运动来自何处 ?启蒙主义又是怎样的意义系统 ?启蒙之后的世界又将走向何处 ?这是一系列在人类哲学日历表上勾连着芸芸众生心智与情理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很玄奥 ,但翻一翻《启蒙之后》〔1〕这部描述“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得与失”的学术力作 ,思虑之后 ,心中的感悟便自有了启蒙与启蒙之后的思想地图。《启蒙之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卢风教授的一部最新学术著作。作为探讨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得与失的一部心血之作 ,《启蒙之后》提出了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何为启蒙 ,启蒙何为” ,并沿着启蒙运动的理路与历史轨迹一路…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教育的人性启蒙观念及其历史生成

近代以来,“启蒙”在开启了教育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启了教育从“奴化教育”、“物化教育”转向“人化教育”的人学传统,即教育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指向“人”的启蒙教化。在进步意义上,启蒙所促成的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实践使命,而教育的人性化转向,正体现了教育的“启蒙”面向与精神品性。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略论中国古代启蒙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庄子哲学引发了后世启蒙主义文学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时期，当时诸子百家的兴起即是缘于对这种社会动荡的反思，儒、墨、法等诸家设计制定的都是如何统治、安定社会的方法，就连道家的始祖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事实上也是一种治国之道，惟有庄子是从维护人的生命角度反思文明并建构其理论。这种对“生命本体的重视”的思想成为启蒙文学的源头活水。庄子是在批判儒学的基础上诞生出来的。而庄子哲学实际上成为中国后来历史上“人的解放”启蒙思潮的根源，启蒙文学思潮也缘于此。庄子认为，在文明社会中，人往往为名利左右…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启蒙-被启蒙-再启蒙——严复、胡适及其他

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且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翻译的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严复身上有着很多复杂的面相。他早年曾经是思想的启蒙者,晚年却又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后来竞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献计献策。在严复身上,似乎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悖论和矛盾。2012年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先生的新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严复思想复杂的面貌,剖析了其内在原因。     

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启蒙精神

“启蒙精神”是现代作家重叙历史的一个重要题旨。作为一种启蒙话语的现代历史小说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表象的种种“识破”逐一瓦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如天命观）、法理根据与道德秩序,同时在主体的历史认知中确立了“生命与人”的价值标尺,从而使“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这一文学主题得到新的呼应与拓展。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席勒式的张力:在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之间

席勒的美学思想与审美实践受孕于西方18世纪那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也包括发生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启蒙理性与启蒙哲学的资源给予其无穷的熏陶与动力,然而在席勒身上最终催生的却是人性之花。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席勒完全脱离了启蒙运动,他只不过是转移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     

德国启蒙悲剧诗学的激情与教化

随着启蒙时代对情感的重新认识,德国启蒙悲剧诗学围绕悲剧情感能否以及如何施行教化展开了讨论。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代表门德尔松认为悲剧只需激发激情而无需也不能增加道德知识,然而他推崇悲剧情感“惊叹”实际上保障了理性主体对道德的绝对把控;莱辛则在“同情”这一悲剧情感之中看到道德教化的可能。对莱辛而言,同情的关键在于意识到理性无法彻底把控主体的人之脆弱性。门德尔松与莱辛在悲剧诗学上的分歧,其背后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关于道德主体自主性的争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试论明末清初思想家启蒙思想的局限性

<正> 在我国,明末清初的思想运动常被称之为启蒙思想运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常被称为启蒙思想家,而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启蒙思想特点的分析.列宁把十九世纪俄国启蒙思想的特点概括为: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第二,“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西化”;第三,“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     

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

胡风对五四及鲁迅启蒙精神的继承是有选择的继承 ,对后者的发展则是创造性的扬弃 ;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是深层理论上的回应 ,对历史与人性的探索则是超越性的瞩望。这一切深深地得力于其启蒙思想在人性哲学层面上的独创与贯通 ,即系统地建构起了一座“人性解放的金字塔” :基座系其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双重关注的主体性理论 ;第一级塔体是本能欲望的释放弘扬 ;第二级塔体表现为理性与情感的相互激荡。三个逻辑步骤依次递进 ,最终通往塔尖 ,即自由意志的锻铸与启蒙人格的完成。     

启蒙的第三要义:《判断力批判》中的启蒙思想

正欧洲启蒙运动所达成的共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自然知识和人类事务等一切领域,理性乃是最高的原则。这个断言直接包含如下的内容:理性是一个能够进行认识并且被认识的统一体系,自然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构成的并且是可以被认识的,也是可以被操作的。在本文的境域里,它构成了启蒙的第一要义。但是,这种观念从启蒙时代的18世纪起就已遭到人们的抗议。在批评者看来,它所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对人的强制,在所谓的法则及其衍生物之下,人的自由意志成了多余的、甚至有害的东西,而人本身在这样的法则面前成了被动的、附属的存在。此类批评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