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印花税述评(1927—1937年)

本文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印花税的状况,阐述了国民政府从机构、人员、制度等方面对印花税的改革。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税收制度上所作的努力和局限．本文特依据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试作钩沉,以求同仁匡正。     

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团体关系之研究(1927-1937)

各级民众团体由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导,受各级政府监督,但各级党部不能干涉各级民众团体的内部事务.各级党政与各级民众团体的权责关系不清.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国民党对民众团体会员资格和民众团体的活动实行严格限制,初期主要是通过党团来控制民众团体.普通民众团体中的党团被撤销后,则主要通过干事会操纵民众团体.国民党控制民众团体的结果导致党群关系恶化,从而使它失去了群众基础.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

明清时期,华北内陆地区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以1905—1937年间驻马店、漯河、道口、清化、周村等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中国财政现代化模式的历程——民国时期(1912-1937)财税改革问题对话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近现代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中国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社会新秩序无不脱胎换骨于旧的道德、伦理、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财政所展现的国家整体资源“分配”顺序,反映出当时不同阶层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资源的掌握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力量”彼此互动的结果。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运行状况,对于理解中国现代财政模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有鉴于此,南开大学财政学系部分教师和学生,应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编辑部之邀,就此阶段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性质,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主要做法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对话。主持此次对话会的是财政学系系主任张志超教授,从事近现代中国财政史教学工作的曲绍宏副教授,以及博士生王洪涛、邢天添,本科生刘婷、刘茵同学参加了本次对话。曲绍宏、邢天添等对对话文字进行了整理。刘婷、刘茵同学做了很多基础工作。     

关税修订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1927-1937)——基于有效保护率的分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并进行了四次关税修订,关税税准逐渐提高,对国际贸易和国内工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近代棉纺织业中的棉花和包括纱、布在内的棉制品均是重要的贸易品,因而棉纺织业受到关税修订的影响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本文通过关税对国内工业生产的有效保护率测算进口关税的修订对近代棉纺业和棉织业的实际保护程度,进而判断国民政府在关税修订过程中政策目标的变化,以及近代中国棉纺织业自身的结构缺陷。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民国时期(1912—1937年)华北产业工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国时期,华北产业工人逐步发展壮大,政治觉悟逐渐提高,并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华北产业工人在罢工斗争、同情运动以及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理科(生物学)基地的建设与改革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理科(生物学)基地建设8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办学目标明确。学校在集聚全校之力办基地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加强基础,实施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基地明确提出“厚品德、尊个性、强基础、重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一主两翼、两渠相融、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4 (2 ) +1”课程体系,建立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学生管理模式,引入各种竞争和激励机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北京林业大学理科基地建设对全国林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课程体系改革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其一应确保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与思想方法,其二要加强师范技能培养,其三要做好课程体系的独立性、相容性与完备性.新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课、数学文化与教育理论课、实践教育课等四种模块.     

县乡基层政权整体协同性改革思维的学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乡镇改革的成效不彰,源于改革思维和方式的"贫困"。实践证明,乡镇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在乡镇之外,单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乡镇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乡镇自身的问题和乡村治理的乱象。乡镇改革应从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高度出发,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将乡镇和县政视为一个子系统,县乡基层政权视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谋划农业综合改革。最终使乡镇政权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治理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并藉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研究纲要

推进地方政府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因此,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探讨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系统方案,已成为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紧迫课题。为此,必须建构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了解研究状况,确立研究主题,明确研究目标,探讨研究方法,通过理论探索、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形成较为系统的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理论,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政府改革:责任、能力与绩效

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结构,而政府职能决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但中国的政府改革,不能简单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模式,而应该充分考虑中国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下,中国所进行的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再造,其目标是:建立责任、能力与绩效有机统一的政府。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与行政改革内部阻力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的。地方政府具有特殊角色,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利益和功能,因此当行政改革触及地方政府利益时,阻力由此产生。要深化行政改革,必须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消除地方政府内部产生的阻力。     

“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变革的国际化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对制度转型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以下简称FDI)成为政府官员、学界、商人等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外贸出口、工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等方面产生明显的影响,因而有人主张大幅度吸收外资,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产业     

转变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县域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旧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提高产量或产值的经济增长,与国家提出的发展集约型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目标相背离,存在地方政府引导失误。笔者剖析了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成因,并从地方政府治理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部分对策与措施。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