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及其文化学研究

钱穆,字宾四,1895年7月出生于江苏锡南延祥乡。钱家素重读书,祖父钱鞠如,是清季秀才,早逝,给后辈留下一函手抄五经和五色圈点的史记一部。父亲钱承沛,16岁参加县试得案首秀才,此后却屡试不中,遂绝意科场,在钱穆12岁时就过早去世了。钱家因此贫困,但钱母还是想办法供儿女们继续读书求学。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起进新式学堂读书,先后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小学,常州府中学堂、南京钟英中学读中学,其间因成绩出色。获多次跳级,17岁就读完高中。由于生活所迫,未能升入大学继续学习,于第二年即1912年返回家乡,任小学教师。1923年到1930年     

钱穆教学风格研究

作为一位有着75年教龄的一线教师,钱穆有其鲜明的教学风格。主要体现在教师感情丰富充沛、教学内容选取独到、教学方法运用灵活、教学语言艺术生动等方面。这些教学风格与他的教育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钱穆文化思想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绩赫然,誉满四海。在他一生浩瀚的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钱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构思等问题作一探讨。     

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

钱穆先生(1895—1990)在20世纪30年代对公孙龙子其人其学作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认同胡适关于公孙龙子生平事迹的判定,并补充了翔实的考证;同时吸纳前说,对《公孙龙子》一书加以新的系统的解读。他认为,公孙龙子阐述的是表达主观意识的“意名”,并非与客观存在对应的“实名”;是一种感觉认识,并非逻辑理性。这些学术成果在名学研究史上不能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的意义。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隐喻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构想及其意义

隐喻的跨文化研究是当代隐喻学最具有价值和前景意义的研究领域,因此有必要在隐喻学的学科地位业已确立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隐喻文化学的问题。隐喻文化学的建立不仅具有当代隐喻学的雄厚的理论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资利用、整合的研究资源。隐喻文化学的建立,不仅可以为考察研究人类的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一种更具本源性的理论视角和一扇更为宽阔的理论窗口,而且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     

文化学研究的新成果──评《文化学通论》

文化学研究的新成果──评《文化学通论》萧放文化是人类的阳光雨露，人类创造了文化又受惠于文化。文化的结果为大家所熟知，但文化的创造过程却复杂纷繁。为了满足高校文科学生理解文化现象的渴望，学习文化学基础知识，刘守华教授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主编了《文化学...     

关于建筑文化学的研究

文章叙述了“建筑文化学”这一创新学科概念的提出与探索历程。讨论了与建筑文化学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对建构“建筑文化学”理论的模式及其研究的对象、方法、目的等接纳入了不同的观点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发。文章特别强调应创立以“东方为体”的中国新建筑文化。     

认知语境的文化学研究

认知语境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础性课题,同时又是当代西方文化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将语境问题从这两个研究角度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这个重要课题本身的研究,我们相信,随着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语境问题本身会更加明晰,并会对相关的课题带来启示。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对认知语境的文化共核的特性及其对交际的意义进行探讨,重点在动态的、认知的、文化的方面。     

服饰研究的文化学意义

现代服饰文化受到了人文观念的浸润、审美功能的厘定、民族传统的渲染、艺术样式的传承、科技因 素的渗透,呈现出繁盛的文化图景,其理论空间的拓展旨在探求服饰文化发展的共性和一般规律。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钱穆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认识及其局限

钱穆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士人阶层为社会政治领导者的平民社会,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典政治以选拔贤能参加、组织政府为主导原则,并由此建立职权分配细密的职官制度。钱穆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政治衰败,社会的平铺化导致社会缺乏力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结构性缺陷。钱穆先生的局限在于欠缺现代自下而上的权利观念的视野,还在古典政治的理想中寻找解决其弊病的途径。      

В.В.沃罗比约夫及其语言文化学研究观简析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语言文化学）作为俄罗斯语言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如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道路,涌现出了一批该领域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用他们的观点阐述不断完善着该学科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语言文化场、语言文化单位、俄罗斯民族个性、圆周制教学法的提出将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从表层转向了深层,也因此奠定了В.В.沃罗比约夫在学界的地位。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钱穆读书三得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得道。     

钱穆的读书之法

人的天赋,条件不同,选择的读书方法也不同。这里介绍的钱穆先生的读书方法可能不适合你,但肯定能给你启迪。特别是他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精神．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