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修人的诗歌观

应修人形成了“自由诗本体”诗歌观.一是认为情思是无限制的、自由的,主张新诗要自由表达主体真挚的情思,不能以形式摧残情思;二是提倡诗歌必须有含蓄隽永的诗味,反对浅白直露和散文化;三是提倡诗歌的音韵美,主张自然押韵,反对诗歌创作不顾音韵.这些诗歌观念,显示了应修人对于诗歌本体内在品质的把握和坚守,是对现代诗学观的补充和丰富,对于理解湖畔诗人的创作有重要意义.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石林诗话》论略

《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该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但并不排斥炼字;它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并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的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实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人性”。但人文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信仰,更不一定反对宗教。     

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三品论士”不公的秘密

《诗品》是我国较早而又比较系统完整的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它针对齐梁时代形式主义的诗风.有破有立:反对“用事”,主张“直寻”;反对宫商声病,主张自然音律;反对“玄言诗”,提倡建安风力。对于创作冲动是怎样产生的,它也作了回答:自然景物刺激了作者的心灵,纷繁的社会生活触动了诗人的内心世界,故情动于中,而歌咏外发。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是,从古到今,研究《诗品》争论最多的,恐怕莫过于他的“三品论士”了。要把所论及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品第都划得准确无讹,当然很难。可是,总应该做到大体上合理吧?而实际上不然。象上品的     

略论《讲话》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受到各种非难,一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有的人认为《讲话》论述的只是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历史条件发生了新的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对《讲话》就需要重新探讨”,“要把《讲话》作为历史文件看待”。而在文艺创作中,则表现为对时代、人民严重的疏离,主张作家应淡化主题,脱离社会,超越现实;有的则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在作品中传播消极、颓废的世纪末情绪;有的则提倡以直觉从事创作,反对理性介入,主张作家对所表现的内容“愈是不清楚,作品愈能传达人生的真实和丰富”;又有一种“还原生活”的意见,“反对作家人格对小说的侵犯”,还有的主张“玩文学”……     

论辛亥革命时期科学思潮的多重轨迹

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思潮包含着多重轨迹:一是揭橥“科学救国”旗帜,颂扬科学伟大功能;二是提倡科技教育,主张推广实用技艺;三是宣传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反对宗教迷信和愚昧;四是以科学公理推导革命,强调革命为求公理。     

韩愈诗是中唐社会的投影

韩愈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并称后,只有“杜韩”并称,就是证明。 他反对藩镇割据,积极参与削藩斗争,并以诗揭露割据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如他早     

诗歌叙事的品质问题

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转向是与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相适应的诗歌话语策略,主张对现实生存采取冷静、理性、客观的观察态度,反对将外部世界情感化、虚幻化。但是诗界对叙事的限度认知相当不足,诗歌叙事的品质参差不齐,这一策略表现出被滥用的倾向,相同手法的诗作批量生产,泛泛叙事,不加节制,表现为低俗叙事与叙事的低俗、媚俗写作与类型化写作。取消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对抗性策略,走向"深度叙事"或许是诗歌叙事的最佳出路。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黄遵宪与陈三立的交往

黄遵宪与陈三立,一是“诗界革命”的旗帜,一是“同光体”派的领袖;一个主张“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①一个推崇江西派,诗学黄庭坚;一个主张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与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②甚至提倡“我手写吾口”,③一个“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④用字“恶俗恶熟”,刻意翻新.然而,这样两位不同诗派、不同诗歌主张的诗人,却由于维新变法的机遇走到一起,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遵宪(1848———1905)比陈三立(1853——1937)长五岁,出身于经商致富的仕宦书香之家,幼年从曾祖母那里接受了民间文学的熏陶.29岁中举后,即毅然摆脱科举的束缚,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道路.从30岁到47岁,除中间有三、四年回国探亲,从事著述外,都是在外交官任上.陈三立则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传统思想熏陶.光绪15年(1889年)37岁成进士,授吏部主事.他“为人淡于荣利,通籍后,累十年不就职,但以诗歌古文辞自娱.”⑤然而甲午战争之后,他对国事日益关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曾致电张之洞,希望他“联合各省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⑥     

简论元好问与严羽论诗观的相似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及严羽《沧浪诗话》是宋金之际的重要诗歌评论之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元、严的论诗观存在高度的相似之处。就艺术风格而言，二人重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刚健”之气，注重以东晋陶渊明为代表的“自然”之风，反对“柔弱”“新奇”之弊。就写作技巧而言，二人均推崇简练、平易之笔，反对隐晦、难解之作，主张“自然声律”。就创作内容而言，二人都推崇真实之情，反对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体，指出诗歌应该具有抒情言志、反映社会现实等“兴寄”内容，反对以“骂詈”之言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