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过去产业政策实践看,产业政策绩效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的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不明确,就会造成政策目标不清晰,政策措施不协调。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政策的成败。从我国实际来看,传统的产业政策价值取向仍然需要关注,但应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在新形势下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完善我国重点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建立我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完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是新时期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本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为对象,阐述我国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形成的主要阶段和政策内容,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简要评价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重点从完善政府筹资机制、诱导形成市场机制、创新补偿标准形成机制和严格补偿资金管理机制等方面设计了我国重点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框架,并提出了实施补偿政策的相关建议。     

文化产业政策的比较机理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共性机理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蕴涵着内在的区位文化特性,且政策效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偏差则阻碍着其发展的步伐;而从差异性机理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在政策倾向、政策出台的时序和政策实施机制层面存在不同.上述机理说明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需在文化产业政策上追求"求同存异".     

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优化

文化产业政策是政党和政府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和规范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如文化产业政策构建的学理性、系统性不强,政策缺失现象依然存在,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扶持、保护力度还比较弱,政策主体多头,政策多变等弊端,这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有效克服上述弊端,应该从文化产业结构政策、文化产业组织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检讨,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回眸与展望：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演化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源于体制创新和政策助推。本文以中共十六大为“分水岭”,大体分为文化市场酝酿期、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期、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期、文化产业提速发展期、扎实助推期、纵深发展期等六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足,从文化产业结构政策、布局政策和执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论厦门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及支撑体系建设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朝阳产业。从产业发展的机理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涉及到产业、企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管理方面的因素,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解决文化产业的政策导向、制度体系、管理创新等问题。对于厦门经济特区而言,文化产业政策应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根本目标,以放宽市场准入、创新准入机制、培育文化产业链条为基本手段,探索构建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产业政策、人才机制、"产学研"对接等相关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形成市场为主导、政府宏观引导的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体制。     

环境政策绩效与激励机制分析

在归纳分析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根源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政策绩效及其综合评价体系。政策绩效是政策评定的首要标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有效性评价与功效评价。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体系以指令性政策为主,指令性政策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强制遵从、引发"擦边球"行为和缺少激励机制等;另外,中央的环境政策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目标的不一致也使政策绩效常常偏离理想效果。从激励的视角探讨了完善环境政策绩效的有效途径,并通过对激励的发生机制、一般形式与综合激励模型的分析,提出了环境政策的典型激励形式,得出在环境政策设计中必须引入激励机制的结论。     

我国文化产业组织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产业组织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市场关系的总和,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我国文化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文化产业市场集中度低,分散竞争型市场结构占主导地位;掠夺性定价为主的文化企业价格竞争行为,行政手段主导下的文化企业组织调整行为;文化产业产值总体规模不大,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实现文化产业组织优化,应建立和完善文化企业重组并购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市场集中,加大文化产业创新力度,实施文化产品差别化战略。     

评估与驱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明显。为探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趋势以及政策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本文从政策工具出发,建立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政策阶段性重点工具-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模型,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但在政策工具使用适配度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供给适配度不高,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金融支持机制,增强资金供给投入,加大人才技术支持,促进文化资源高效利用;还需善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提升绩效视角的出口退税政策分析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历经4次调整,但仍然在决策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作用、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等方面存在问题并带来贸易摩擦增多、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难以实现等后果。因此,为提高政策绩效,亟待从完善出口退税决策机制、实施差别性出口退税政策等方面进行出口退税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论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导

自从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发展文化产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重要政策导向。当前，我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共制定了5部法律，22部行政法规，500多部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内容主要体现为“管制性内容”，我国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奖助性规定”，多体现在政策性文件之中，有必要转变为正式立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基本法”“奖助法”和“一般法”，以实现“文化产业立法的法典化、规范化”，“建立文化产业管理的部门协调机制”，“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奖助机制”。在立法技术上，“文化产业促进法”需要坚持“能细则细，宜粗则粗”的原则，先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和法制框架，再通过配套的法规、规章中具体落实该法的实施措施、实施机制等内容。     

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鉴于美国文化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在分析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1)政策渐进化,逐步引入市场因素; 2)政策弹性化,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化产业; 3)政策常态化,保持文化产业政策的连续性; 4)政策行业化,推动行业协会的发展; 5)组织协调化,实现协调管理。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机制和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以通州副中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

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产品为美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融资保障,加之政府通过系列版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杠杆支持,使得美国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雄踞世界文化产业的霸主。近年来,我国北京通州形成了宋庄原创绘画艺术、梨园现代电子音乐创作、台湖图书出版及图书博览业等系列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随着中央对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角色定位,文化产业作为通州的特色支柱产业的定位,必将带动通州的产业升级,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群落,产业的发展必然依赖和对接金融的支持,美国经验可以给我们在融资政策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方面一些思路和借鉴。     

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效果研究

银行信贷为文化产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而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利用2003-2013年的季度数据,采用VECM模型对信贷量、文化企业营业收入、GDP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信贷量的确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严重不足,最后根据结论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及演变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均取得巨大成就。文章通过梳理40年来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探究其演变轨迹特征,从而归纳产业发展逻辑,助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文化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实施和实时调整,切实营造了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氛围,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持久的动力和支撑。十九大报告对文化产业政策的重视,将进一步促使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业态不断延伸,产业模式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青岛市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大项目战略的对策

文化产业大项目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示范和拉动作用。从青岛市文化产业大项目战略的实施情况来看,青岛市在省级和市级大项目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通过与国内副省级城市、省内地级市的"对标"分析可以看出,青岛市文化产业大项目建设存在着尚未出台专门的政策规划、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试验)园区缺失、没有国家知名骨干文化企业等问题。当前,青岛市加快实施文化产业大项目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试验)园区,要认清形势,抢抓机遇,成立领导机构,出台专项政策,结合青岛本土文化优势资源,制定详细规划,狠抓落实。     

政府作用与文化产业政策设计

由于意识形态的属性挤压、文化单位最大化目标偏移和治理结构的错位,以及市场微观基础的非市场特征,我国文化产业表现出明显的幼稚性。因此,如何准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产业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适宜的文化产业政策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快速促进产业高级化。产业的幼稚性和经济转轨特征等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应包括三部分: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结构政策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主导产业的选择和产业发展的序列等;产业组织政策应允许社会市场主体进入若干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产业领域和支持在文化产业领域提高市场集中度等;产业发展政策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     

安徽省文化产业立法研究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结合而生的新兴事物,被认为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黄金产业。笔者从国家战略部署的需要、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保护民族文化的需要、政策易变而基本法缺位等方面论述了安徽文化产业立法的必要性,结合安徽文化产业立法不系统不科学、立法滞后、执法多头等现状与不足,提出制定文化产业基本法、完善文化产业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快政策法律化进程,提供健全的法制环境和构建执法机构等建议,保障安徽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文化强国"目标下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与选择

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属性.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我国已经形成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依据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我国构建社会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需要注重"意识形态资源"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的行业规制和行政规制等政策措施.为了构建经济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则需要培育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并提升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完善文化产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