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春秋楚人用《诗》考论

春秋时期,<诗>成为楚国秉礼行事的重要依据.楚人学<诗>"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表现出明显的<诗>德意识.这既与周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楚人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楚人用<诗>重<雅>与春秋各国用<诗>具有相同性,他们在遵从用<诗>共性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显现出热衷引<颂>的倾向.楚人对<诗>之字句、诗旨等的训释,表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点,有比较系统的<诗>本,深谙<诗>德、<诗>礼,形成了自己学<诗>、用<诗>、解<诗>、传<诗>的方法和体系,显现出了他们对宗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与古今文性质——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

没有足够证据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即如沈文倬所说《服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汉三家《诗》学对夫妇伦理和妇德的思考

汉代三家《诗》学以通经致用的特点发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规范作用,以《关雎》为中心提出了匡正夫妇伦理对社会兴衰的关键意义,又认为婚姻礼制从形式到内容必须敬慎重正,同时通过诸多诗说表明对妇女德行的具体要求。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商略古今,折衷汉宋:论王先谦的今文《诗》学

嘉道之后的《诗》学承乾嘉之余绪,固有重考据之风,然亦有其相当复杂的一面,首先是考据中有今文一派的兴起,其次是重视考据研《诗》的学者,无论是古文、今文学派,两种文本都很重视;三是所谓宋学,即重视义理、诗旨、文气的研究方法,并未因考据学的兴起而终止。王先谦的《三家诗义集疏》及其经学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嘉道以后《诗》学的复杂状况。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石涛"一画"论的美学意义

"一画"是理解石涛绘画美学思性与根据性,但更强调根据性."一画"也是画家创作的原动力和根本规律,它虽与具体的艺术技巧有关,但不再是对具体的法则与规律的描述."一画"还是在本体与画家主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它根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而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天人合一",与画家的淡化功利观念密切相关.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苏轼与宋代诗学"活法"说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西昆体诗人胡宿,至吕本中"活法"说得到更为系统的阐释.这中间,苏轼的一系列主张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苏轼是"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尚意”之“意”辨析

后人常以"尚意"来概括宋代书法的时代特征。这里的"意"可概括为"以意得意"。第一个"意"是观念性、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主体的感觉、情绪、意志、观念、认知等精神性内容,主要是指书家的创作态度,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得意",也就是追求书法的"神"、"意趣"、"意味"、"意韵",甚至是体现万物之"理"的"道"。     

从《释名》同实异名例看刘熙的词汇观

东汉末年刘熙编撰的《释名》是一部旨在探求事物现象得名之由（词的理据）的著作。经初步统计,其中共出现了78条“同实异名例”。这些“同实异名例”有不同的构成情况,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古代汉语的一些词汇事实,而且可以看出刘熙在考察名实关系时的广阔视阈以及看待语言词汇构成的时空观和雅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