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语境对鲁迅"直译"主张的操控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受到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鲁迅采取"直译"翻译方法的根源,可以运用译学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从文化层面上予以解读,以此探得操纵其"直译"方法的思想意识和诗学,表现为"洋为中用"拿来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实现中国语文改革,建立现代新文学的文化目标,从而揭示翻译具有的思想和文化建构功能.     

从跨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

习语是语言中的核心和精华,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习语翻译要同时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为了再现原语风貌,准确传达原语的文化内涵,可以把“忠实”和“功能对等”作为习语翻译的基本原则,采用直译、意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进行翻译,确保原语习语文化信息的传递。文化信息传递的信息量和有效性是习语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文化翻译中的信息传递缺陷与翻译通约

翻译既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也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符号的转变,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信息传递的缺陷与困惑,如语言负载信息的传递缺陷、词汇的内涵差异与空缺现象、翻译是以源语文化还是以译语文化为标准等,要解决这些困惑,必须把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定为“在目的语中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在文化上信于原文”,并在“直译”、“直译加注”、“直译加意译”、“意译”这四种翻译方法中贯彻这一原则。     

多学科性交错与翻译理论研究

传统的翻译研究的范畴和命题只限于“信、达、雅”、直译、意译等几个问题，而现代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的方面很多。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与修辞学、逻辑学、对比语言学、文化符号学、信息交际学、思维科学、系统论等诸学科紧密联系。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和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问题，可以开拓视野、深化课题，使翻译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文化转型与鲁迅的直译理论

对鲁迅的直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评价历来微词颇多,角度也多是直译与意译的“信、达、雅”之争。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鲁迅的直译理论有其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鲁迅的直译理论所植根的思想文化土壤使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带有必然性。     

论道教术语模糊性特征及其汉英翻译的可译限度

在汉英翻译中,由于道教术语极具模糊性特征--术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术语表达的隐喻性,再加上道教术语在异域文化中的空缺性,使得道教术语翻译的可译性受到一定的限制.针对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的道教术语翻译而言,“直译加注”或“音译加注”不失为相对有效的能达到文化传播功能的翻译方法.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专有项翻译与译者的文化选择——以《红楼梦》英译本“红”字的翻译为例

文化专有项翻译从来都不是语言层面上的简单转换，译者在文化专有项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文化建构的能动性。如《红楼梦》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红”字的翻译，霍克舍弃了“红”字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将其换成了英语国家人们所熟悉和能接受的“绿色”和“金色”，而杨氏夫妇在翻译“红”字时基本采用直译来保存“红”字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意蕴，就显示出不同的翻译策略。     

《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汉英、汉韩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以《中国关键词》中的本源概念及其英语和韩语翻译为研究对象,建立汉语、英语和韩语三语平行数据库,研究《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关键词》英译本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省译”,韩译本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造成这种翻译模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韩语文化同汉语文化较为相近,而英语文化同汉语文化相去甚远。翻译模式上的差异体现了翻译在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结论对未来的政治乃至其它类型的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文本翻译提供了有益参考。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时代焦虑"与文艺为政治服务

时代焦虑至少含蕴着对私人空间的焦虑和恐惧及速度焦虑二层意义。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焦虑,而是时代中人共有的。时代焦虑是现实政治无意识层面的意义呈现,是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内驱力。     

“抒情艺术三姐妹“的互补相成

人们把诗歌、绘画、音乐并称为"抒情艺术三姐妹".这三者在各自的艺术创造中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推而广之,各门艺术之间都存在着互相取长补短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皇民文学“研究述评

就“皇民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对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研究方法、研究心理及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由此提出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求达到学术上的相互理解和通融,促进三地的文学互动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意在明确其内涵,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