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普遍伦理” 何以可能

现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违背人们共同意愿的冲突使很多人对普遍伦理存在的可能性产生怀疑，而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又对普遍伦理的存在提出迫切要求。那么，在目前多元化的世界图景中，“普遍伦理”是否可能？本文就目前伦理学界广泛关注的“普遍伦理”问题，从外部条件、内部因素和存在形式三个方面，分析了普遍伦理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     

论共生共存——责任伦理的原则之一

共生共存是责任伦理的第一原则,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具有激励作用、塑造作用、调节作用、平衡作用,是责任伦理运行的推动力,亦是人们社会化的目标。为使共生共存原则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让全社会普遍认同共生共存,使之成为全人类的自觉行动。     

制度伦理及其实现方式

由以创新精神、理性精神、合理化意识、守信原则和正义感构成的精神结构和以组织能力、谈判能力以及计算节约能力构成的能力结构 ,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即现代企业家所具有的伦理品质 ,它们构成伦理结构中的进取性道德 ,这是市场经济之能够运作起来的最为直接的伦理基础 ,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内容。这种伦理品质和主体性内容 ,只有借着社会制度的形式才具有现实性。社会制度体系的根本职能就在于通过提供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则体系 ,来保护合理的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由于制度减少和抑制了生产和交易活动的外部性 ,从而使人们的努力与个人收益直接联系起来 ,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具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亦即保证伦理品质的现实化。从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功能的视角探讨制度伦理及其实现方式 ,其意义是重大的。     

简论商品交换伦理

商品交换是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一,商品交换并不在任何时候都能促成双边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增进。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必须遵循普遍的伦理价值规范。     

儒家伦理中的尊严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人的尊严是当代伦理、政治和法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然而至今,人们对于尊严的内涵仍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这一现状为相关研究带来困扰。儒家伦理思想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伦理学理论,其尊严观念为反思各种尊严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在儒家伦理中,人类尊严的基础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潜力。每个人在相同程度上具有道德潜力,因而平等地具有普遍尊严;同时,一个人在越大的程度上发展了道德潜力,就能够在越大的程度上拥有获得性尊严。普遍尊严是一种道德地位,而获得性尊严不是。追求获得性尊严是普遍尊严的道德要求,并且为普遍尊严提供必要的保护。儒家的尊严观念有助于论证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性,从而为应对当代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伦理难题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中的伦理国家及其实践建构

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概念源于人类自由-权利辩证发展的历史产物,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实践与创造。这意味着伦理国家的实践建构,必须以精神和道德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为根本价值准则,使所有公民个体获得生命生存和财产安全及幸福自足的物质生活,发展以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教育和民主政治,建立与公民普遍利益及其理性自我意识相一致的伦理政治秩序,使人们在普遍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的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回归自身精神和道德的自由本质。     

全球化视野中的公民道德建设

经济科技全球化为普遍伦理准备了一系列基础性条件,也为普遍伦理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根据和必要支持。目前世界各国的公民道德建设都是在全球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一时代背景使各国在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时都应对普遍伦理予以考虑和吸收,也使各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从而使国家间的公民道德交流成为可能。地球村落的形成必然会引起国家伦理边界的变化,但是应当看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的情况下,在强调普世伦理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其作具体的分析。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以促成新型现代化人格的生成。     

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探讨,本文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前提性的问题,如价值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涵义,“普遍伦理”的主客观形态及传统观念的弱点,形成“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条件和途径等。作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客观形成为前提。目前,全球共同利益问题的明朗化为此奠定了基础,但尚未达到形成普遍一致规范体系的程度。结论是：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而不是否定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宽容、理解、合作与交流,采取“内生”而不是“外推”的方式,通过增加人们之间实际的共同点来促进“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形成,这是目前形成、维护和扩大人类普遍价值的根本途径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浅析转型时期社会公共伦理之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宽,公共道德问题正在成为公民社会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转型时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公共伦理缺失的成因分析,针对诸如传统伦理的隐患、公德具备公共用品使用和回报的特殊性以及公德行为道德监督行为情境的弱化等问题,应采取提出加强和完善德福一致的公德制度建设;加强公德教育,提高公德意识等措施,构建转型时期伦理秩序。     

中华耻感文化对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意义浅析

耻感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华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耻感文化有助于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耻感文化有助于激发人的进取、向上精神;耻感文化有助于强化主观道德修养,加强自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吸收和发扬耻感文化的精华,对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促进全民道德水平提高,对落实"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遍伦理如何可能?——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验及其启示

犹太教社会的伦理,通常称之为宗教伦理;与此对应,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伦理,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宗族伦理。在犹太教中,伦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种律法,比如摩西十诫;在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这种律法即体现为族训和族规。换言之,这样一种伦理与法律密切相关,符合伦理的生活也就是符合法律的生活。同时,这样一种亦伦亦法的生活准则又通过教育得到落实。普遍伦理只有在法律和教育的担保下才能够实现或成为可能。这样一种伦理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已为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先秦儒家思想: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历史钩沉与现实关照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要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树立伦理关怀理念并贯彻到具体行动中。伦理关怀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先秦儒家的伦理关怀思想体现为:"孝"的思想是对人伦关系的肯定;"忠恕之道"、"恻隐之心"是对他人人格尊严的尊重;"生生大德"的仁政思想是对生命的尊重。弱势群体问题的现实关照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孝敬老人、善待老人;体恤弱者、真诚扶助;制度保障、政策关照。     

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起源与本质的追问

道德是文化形态之一,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起源与本质。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道德作为指令性文化中的非正式规范,从属于广义习俗,是由原始习俗演化而来。原始习俗形成于原始人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经验总结。道德虽源于习俗,但也存在差异,品质规范的出现乃是道德脱离习俗而独立的显著标志。所有文化之物满足的都是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只有道德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来为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其特定价值指向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因此,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它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论西藏旅游业发展中的环境伦理建设

本文探讨了在西藏旅游业发展中,怎样通过环境伦理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念,尊重自然的权力,尽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实现西藏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论中国学术的本原范型

通过对史前文明发展的考察,可以探索中国学术的原始范型和基于此而生成的伦理性学术范型。在总体旨趣上,自然法则与主体意志的互含互成关系是促成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文化渊源和依据,在历史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这一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伦理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伦理性特征作为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内在规定,体现为巫与史的融合且互为表里、数与术的结合且互相制约、情与性的交织且互相牵制。这种伦理性特征借助整体性的融合机制,使中国学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持存着自足自成的文化根性和不断趋新的价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