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到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1919年3月关于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辩论

1919年3月初,52名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举行国际会议.由于德国共产党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3月1日的预备会议和3月2日的正式会议先后两次把会议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而非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列宁认为成立第三国际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引导会议展开有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的辩论,最终以表决的方法通过了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使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最终转变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辩论的实质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道路和方法的两种方针的较量和斗争.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和交锋,使大会最后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和明确方向,从而为共产国际成立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名称定名的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定名 ,目前党史学界研究较少。笔者经过考察后认为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定名 ,是在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影响下所确定的     

用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审视共产国际——评《共产国际若干问题探析》

张新萍所著《共产国际若干问题探析》一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对共产国际进行全方位理论探讨的著作。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全面审视共产国际,以探讨评价方法入手,科学、客观、具体地评价共产国际,可谓近年来共产国际研究领域的力作。     

列宁之后由谁接班--比较研究列宁时期的托洛茨基、斯大林

列宁遗嘱建议调离斯大林总书记之职,显然不同意由他接班.列宁是否希望由托洛茨基接班呢?见解不一.随着前苏联的档案不断解密,为揭开这个世界性之"谜"提供愈益丰富的材料.通过比较托洛茨基、斯大林两人的出生与求学时代,比较1897-1916年与十月革命前后斯大林、托洛茨基两人的表现,以及列宁逝世前后各高层领导核心人物的态度,可以引发人们对"列宁之后由谁接班"问题的深深思考.     

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及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1943年6月8日,正值世界人民同法西斯强盗作殊死搏斗之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都已解散。”主席团委托由季米特洛夫、曼努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即陶里亚蒂)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自此,这个曾率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长达24年之久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宣告自行解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在当时引起过众多的议论和猜测,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国际问题之一。在共产国际解散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认识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对于我们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志。     

试论陈独秀加入托派的原因

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逐渐地倒向了托洛茨基派.究其原因,既有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的推卸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年幼等客观原因,也有陈独秀本人个性倔强、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不彻底性等主观原因.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本文阐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国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作用,并对中国最早建立的红色政权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论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中的错误,是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极力扶持国民党“左派”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导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其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通过国民政府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导致陈独秀不敢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其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忽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导致陈独秀忽视对国民革命军的争取,忽视发展工农武装。     

试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识

自20世纪以来,各界学者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不胜枚举,从研究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再到今日颇具热点的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研究脉络逐渐清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变得更加成熟,而共产国际研究更是如此。由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对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都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我国共产党建立而言。在共产国际成立一百年、我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再次探讨共产国际存在的这二十几年里对我国革命发展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国际共运史资料,还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探索在21世纪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这都带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发生后 ,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鲍罗廷及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 ,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 ,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 ,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 ,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

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为孙中山亲口承认.十月革命后,苏俄宣传理论不断完善,为其"移植理论"提供可能.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孙中山在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上的努力最终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可.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的历史责任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但是 ,承担责任和应负历史责任是有区别的。共产国际是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 ,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不可分 ,因而 ,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承担历史责任。     

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略的态度析论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一再敦促孙中山国民党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土地法令。孙中山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坚持以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改良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孙中山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立即分配土地的指示在策略上有欠妥当,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难以成功。同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赞同剥夺财产,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以往,无论是<毛泽东选集>与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还是西路军幸存的高级将领及一般官兵都认为,1936年10月西路军经甘肃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然而,历史真相却是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该地的生存危机,乃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同时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军几个方面军西进.占领西兰大道与宁夏北、南部,以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共产国际与季米特洛夫等在随后的红军西征及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中,多次给予了援助.实际上,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是持反对意见的,其原因一是考虑宁夏地域狭小,不利发展;二是为了保存四方面军的实力.但最终张国焘在与中央领导包括陈昌浩发生矛盾后,作了妥协,并让陈昌浩向下作了传达,这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

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指导方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长时期以来缺乏具体研究。本文主要根据近年传入我国的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档案,复原了史实,厘清了关系。本文认为,第一次起义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共产党只从旁参加暗中指导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参与下形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帮助中共在发动第二次起义中,初步形成了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贯彻共产国际新决议的精神,中共正确地制定出了通过独立自主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上海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纵观整个过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有正有负,正负交织。其正确的根源和正确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状况,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活泼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