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

论述了打击与预防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促进了国际刑法的产生与发展,而国际刑法作为规制国际犯罪的法律,又反之为国际犯罪的遏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因此,可以说,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生相伴的。     

索马里海盗中的国际刑法问题

索马里海盗构成典型的海盗罪,其近年来的频发由多种原因造成。国际社会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虽然可以通过建立国际特另4法庭、依据国内法进行审判、完善国内法立法、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式打击和惩治索马里海盗,但是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促进索马里的繁荣与稳定。     

浅论国际经济刑法中的海盗罪

近年来,国际海盗罪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了海盗罪的概念及特征,重点分析了海盗罪的认定与惩治,并针对国际海盗犯罪的特点,提出了防治措施.     

论国际刑法中的海盗罪

近年来,国际海盗罪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该文从研究海盗罪的概念及特征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海盗的认定与惩治,针对国际海盗犯罪的特点,提出有效的防治措施。     

略论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

从实施主体、实施依据和实施内容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国际刑法间接实施的特征和优点 ,指出间接实施模式仍然是实施国际刑法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现存模式。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不但不能轻视间接实施模式 ,而且应当加强和完善它     

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刑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

通过介绍刑法变通权的概念与类型,刑法变通权在我国的行使依据和现状,提出刑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现行制度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同时强调刑事和解具有变通刑法的性质和功能,又能避免现行的刑法变通制度固有的弊端,且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契合,应作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主要途径。伴随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制度化确立,通过刑事和解实行刑法的变通将不再只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而应视作顺应刑事法律制度变革趋势的创新之举。     

利用国际刑法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其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到。各国通过立法对本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生物资源进行保护。然而,对于公海领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目前为止虽然已有了相关国际协定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对于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缺失有效的制裁方式。因此,对海洋生物资源在国际刑法的领域中探求有效的保护方式,要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打击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     

经济发展视野中的市民刑法

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市民刑法具有保障社会个体生存基础、加强对私人权利保护、秉承司法形式理性以及严惩公共领域职务犯罪的精神追求;亦应具有明晰产权、降低权属确认成本、公开信息、缩减搜寻成本、强化协调以及节约维权成本的经济价值.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刑法应当向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以保障交易安全为内容、以严惩政治腐败为手段以及以信息充分公开为目标的市民刑法进行变革.     

论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

本文针对当今世界上存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存在着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种族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是造成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主要根源,目前存在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贫富国家差距的日益扩大依然是危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障碍之一,根据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保护的类似和相重合之处,即国际刑法的一些重要法律文件同时又是国际对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国际刑法所规定的某些国际罪行同时也是侵犯国际社会所保护的人权,从人权的直接国际保护和人权的间接国际保护两方面阐明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以国际条约为视角

国际条约生效和失效日期的特殊性使得国际刑法中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与国内刑法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有显著的差异。国际条约严格解释原则包含禁止类推解释和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两重含义。国际刑法的解释主体也与国内刑法的解释主体不同。     

南非失业保障政策综述及评估

在梳理南非失业保障政策变迁的背景及南非现行失业保障政策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从覆盖率、受益人群、新增就业、减贫、技能提升等多个角度对现行政策进行了评估,认为无论是消极的失业保险制度还是积极的公共工程计划,都不能为南非创造持续的就业岗位,难以从根源上解决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的南非失业问题.     

刑事和解模式的现实审视——兼论人民调解委员会刑事和解模式

通过现实审视,我国刑事和解包括狭义的刑事和解模式和刑事调解模式,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自行和解以及由中立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狭义的刑事和解模式是最初始和最基本的模式。刑事调解制度是指司法—社会调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指审判机关主导模式,社会调解模式主要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因而排除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适格调解人的身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进行调解,并引入律师作为刑事案件的调解员,并可借鉴清末和民国"官批民调"机制的启动模式构建该模式的启动机制。     

中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探微

举动犯在我国传统刑法学说中是一种犯罪既遂类型.举动犯概念在我国最早由叶高峰教授于《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论》一书中提出.词源意义上,举动犯一词来源于日本刑法学,等同于行为犯.我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实际等同于德国刑法学的企行犯,其是指不存在未遂犯的一种犯罪类型.举动犯与行为犯在构造上具有联系,但在构成要件要素以及犯罪特殊形态上存在区别.举动犯的构成要件缩减性是举动犯构造意义上的特征,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犯是举动犯刑法评价意义上的特征.在我国刑法学说中应当保留举动犯.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关系

刑事和解可能使犯相同之罪的加害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被判处不同的刑罚,使类似情形的被害人因加害人赔偿能力不同而得到不同数额的赔偿。有些学者便因此认为,刑事和解背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刑事和解不仅没有背离刑法基本原则,而且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意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适用刑法平等原则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质上的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量应与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量相适应。     

实事求是:重思马克思经济批判的一种哲学视角

马克思在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为其超越古典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而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又以现实为根基展演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可以作为重思马克思经济批判的一种哲学视角。马克思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透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及其本质,而其经济批判最终又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对于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构建,马克思一再强调其随着实践的深化与拓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始终强调历史普遍性与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实事求是思想与马克思以现实为根基透析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辩证法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机理。     

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在刑事和解改革中,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遭遇是否适用"习惯法"的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文化因素较多的汉族乡村地区,一些"习惯法"被纳入到刑事和解方式的多样化探索中.它们在妥善解决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在刑事和解中实现"官方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司法中的融合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