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规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正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求的重要举措。《规定》全文共19条,明确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     

“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正【策划人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规范各级干部行为的多条禁令。大至干部选拔任用、公务接待、出国出境,小至公共场所禁烟、寄送贺年卡、购买赠送烟花爆竹,都有涉及。而当前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也要求为官者勇立潮头、大胆改革、开拓创新,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由此带来的本领恐慌和问责压力,让有些干部开始感叹"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为官"当然"不易",但"为官不易"不能成为"为官不为"的借口。4月20日,刘云山同志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上指出,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当前,一些     

“踩鸡蛋”与“履薄冰”

前段时间,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10月27日）记者采访时,忽发感慨：“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番话,现在仍颇得不少人的推崇,以致还有人进而赞叹：官员们意识到为官是“在鸡蛋上跳舞”,认为“为官己属高危行业”,这在充分体现出国务院“问责风暴”的能量和对各级官员产生的震慑之余,     

精准扶贫中“为官不为”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暗藏"为官不为"这一隐形腐败。从形成机制分析,"为官不为"是政府功能运行碎片化、考核机制形式化、激励结构失衡化和监管机制软约束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规制"为官不为",实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公职人员权责清单制度、创设监督问责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并设置高效独立的廉政监察制度等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公职人员在新常态下"为官有为"。     

强化干部考察识别责任和倒查机制研究

<正>干部考察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其结果对党委和组织部门能否选准用好干部有直接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贪腐官员陆续被查处,其中部分被查处的贪腐官员存在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等不正常现象,暴露出包括干部考察在内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还存在     

根治为官不为要“知其害,防其乱”

正为官不为与官员乱作为同属于干部失职失责问题。当前,我国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在此大环境下,为官不为更成为一种变相腐败,危害性极大。要根治为官不为,必须"知其害,防其乱"。一、知其害——为官不为的不良影响延缓工作进程、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合理公正起用被问责干部

伴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逐步推进,近年来,全国从上到下陆续出台并实施了问责制度,掀起了一股"问责风暴",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因失误或错误被问责。对这些被问责的干部,一些地方通过易地、易岗使用的办法使之悄悄复出,引起群众的广泛争议。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管干部的部门,如何客观、理性、公正地看待和使用被问责干部,是干部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正>从中国古代问责官员复出的政治理念上来看,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构成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就前者讲,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确立了官员责任的基本准则。儒家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影响儒家至深的周公开始,就奠立了"敬德爱民"的为官原则。换言之,凡是为官不能谨守德性规范、又不能体现爱民精神的,就失去了为官的资格。原始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就更是精心建构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是一     

解决县级层面解决县级层面“为官不为”需破解“中层困境”

<正>中层干部的"为官不为"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深远影响,欲解决县级层面的"为官不为"现象,需着力破解"中层困境"。政德教育注入"新血液"。要加强对中层干部的政德教育,使干部从思想深处深化对岗位的认知,树立服     

论"为官不易"与"为官不为"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狠抓作风建设,严厉查处腐败和违反作风禁令行为。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11,979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曝光,其中不乏"一餐饭受处分、一顿酒挪位子、一次违规丢帽子"的案例。截至今年6月底,因腐败而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就有23位之多。不少人感到"中央反腐败越来越动真格的了,当官越来越难了。""不能坐好车了,不能喝好酒了,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当官越发没劲了。"一些人甚至觉得"干事就难免犯错,不干事才不会违规。"于是,"礼不收了,饭不吃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一心只做太平官。"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等说辞一时甚嚣尘上,广为社会热议。     

严惩庸政懒政,提倡敢作敢为

正庸政懒政现象,也是反腐败不全面、不彻底的体现,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如李克强所言,"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廉政与勤政是良好官德的有机两面,反对为官胡为和为官乱为,又力避为官不为和怠政懒为,才是对"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完整解读。然而,在基层,一些人对"懒政"恨不起来,懒政似有蔓延趋势。一些基层官员认为,在出台的党风廉政条例中,懒政很难界定;在推进改革全面问责的今天,似乎干得多更容易得罪人;更有一些官员认为,时下吃喝没门,收礼也关上了门,不如清清闲闲混     

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工作机制探究

<正>"为官不为"是政府公务人员对待职责、对待工作的一种心态和状态。"为官不为"现象与个人素质、政党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自政府产生之后就不同程度存在。当前,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行和深化,我国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管理和约束越来越严,群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等认识和行为,值得高度关注,亟待进行破解。     

基于PEST分析的干部为官不为协同治理研究

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干部摒弃传统公共行政范式诸多弊端导致的"为官不为"不良作风,主动应对新公共管理范式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实践和扶贫攻坚等方面有"新作为"。结合PEST模型分析方法和协同治理视角,总结出当前干部为官不为八种典型表现形式,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等宏观环境角度揭示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为官不为协同治理体系政策建议,以期打造风清气正的为官有为优良政治生态。     

南昌开展“为官不为”“为政不廉”问题专项整治

正针对南昌市部分机关单位存在的"门好进、脸好看、不办事"和党员干部不敢担当等问题,从9月起至12月,南昌市开展"为官不为"、"为政不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并制定下发《南昌市国家工作人员"为官不为"、"为政不廉"行为问责暂行办法》。【整治】决策失误等11种情况要问责,出现问题要"减编"《办法》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11种违反干部作风建设规定的问题要给予问责。问责方式包括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辞职、免职和辞退等。     

2010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杨君在《从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一文中,对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进行了制度反思。作者指出,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     

谈领导干部问责制

由2003年“非典”事件发端，时任卫生部、北京市两名省部级干部及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从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县、吉林省吉林市、湖南嘉禾市、安徽阜阳市等地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纷纷“下课”，到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中国政坛的问责之风悄然兴起。领导干部问责制是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纪检监察处分数据与完善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机制探析

正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一方面,随着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四个全面"的有序推进,全党政治生态得到不断净化,干部工作作风明显好转;另一方面,截至2015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监察厅网站公布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相关问题共104934起,给干部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精神包袱,一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为官不为、懒政     

下大力气铲除“为官不为”的生存土壤

<正>"为官不为""消极怠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必须下大力气铲除"为官不为"的生存土壤。一是完善制度。认真完善并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服务承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对为官不为、消极怠工者要严惩,不能隔靴搔痒。     

贪官忏悔录的三大看点

<正>3月,中纪委官网推出"忏悔录"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并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多地检察机关也汇编近年来查处的腐败官员忏悔录,作为警示教育教材。忏悔录的价值在于防腐,而非过瘾。一份有价值的忏悔录,不能局限于情节上的"好看",更要注重现实意义上的"好吃"。不同的人看忏悔录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广大的普通读者、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在     

“为官不为”的交易成本分析与治理机制

"为官不为"是领导干部对待自己工作不作为或不负责的行为状态,表现为不愿为、不想为、不能为、不会为等特征。通过交易成本分析发现:干部为官将会付出决策成本、执行成本、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而领导干部选择"为官不为"则会获得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即支付较少的成本,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治理"为官不为",应增加为官有为的正当收益,同时加大"为官不为"交易成本,包括进行理念教育与技术培训、建立竞争机制与责任机制、改善工资待遇与推进精兵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