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环境维权

对闽西G村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民在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社会底层。从底层的角度出发,对转型期环境抗争主体的行动策略及逻辑进行分析,展现环境维权的形成过程,发现底层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以日常化的行动维权为主。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益述求得不到合理解决。     

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 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而从整体上看，国家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 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在农民抗争中,精英型意见领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存在于抗争行动的始终。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合理建构抗争行动的意见框架,广泛动员与事件关联的共意群体,最终达成行动网络的联结。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还表明,村庄善治关键在于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其抗争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意义建构取决于村庄社会认同,取决于村庄结构。所以,有什么样的村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型意见领袖。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的生成——基于抗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主要采取抗争政治理论分析影响我国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生成的相关因素。网络反腐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外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取决于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舆论,然而网络反腐行动的发生并不必然能产生公共舆论。网络反腐是否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取决于行动主体所采取的策略、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抗争政治理论可以为研究这一制度外集体行动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权变式反向运动：社会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阐释— — —Ｑ 村个案研究

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草根群体、环保 ＮＧＯ、媒体、中央政府等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 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企业的理性困惑所造成的“政经一体化”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农民环境抗争的胜利与“反向运动”主体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在依法抗争、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等抗争类型间根据情境切换,呈现出权变的特点。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晚清女报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女子世界》为观察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媒体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其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晚清重要报刊《女子世界》为“集散地”,考察晚清女报的编者对于女性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提供的制度上的铺垫。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与审计费用

以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为视角,考察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当年的审计费用显著低于其他形式变更;进一步地,在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形式下,签字注册会计师在变更前的任期越长,审计费用越低。研究结果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因素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这层关系会对审计费用产生某些特定的影响。     

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买家态度与平台型电商声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平台卖家的各种违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给平台型电商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通过设置情景模拟实验,根据不同销售阶段卖家实施违规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进行了总结及分类,探讨了平台卖家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1)较之实际销售欺诈行为,消费者对平台卖家虚假营销宣传行为的态度更为消极,从而会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更大的破坏;(2)买家态度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和平台型电商声誉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通过影响买家态度进而影响平台型电商声誉;(3)平台卖家声誉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与买家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平台型电商可以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以及不同声誉水平的平台卖家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办法,并运用一系列手段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获取消费者的信任,改善买家态度,以维护平台型电商声誉.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企业董事及高管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导致其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促使作为董事和高管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的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愈发凸显,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并非万能的保护伞。正确认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对于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建党以来人民陪审制的历史变迁 ——以人民陪审员职权变迁为主线

人民陪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而陪审员的职权配置直接关乎人民陪审制的实施效果。建党至今,陪审员职权配置历经了“职权同一”模式、“职权分离”模式和“二元模式”三个阶段。而陪审员的职权变迁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等改变密切相关。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当前法院案件数量日益增多、案件性质日益复杂,“职权同一”模式已无法发挥陪审员的优势,改革试点期间尝试的“职权分离”模式虽强调发挥陪审员的优势,但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的匹配度不尽人意。《陪审员法》确立的“二元模式”是基于当前司法实践作出的折中选择,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为了更好地落实“二元模式”,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逻辑,遵循司法传统、立足司法实践,正确认识“二元模式”的价值,使陪审员和法官各取所长,让陪审制切实成为连接司法与民意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