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主体间冲突及其协调

国家与社会力量对城市社区的共同介入,培育了社区治理中的各种行动主体,进而塑造了基本的社区治理结构。由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原因,社区治理隐含着结构性紧张,治理主体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冲突。本文以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理论为视角,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主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实践逻辑,尝试性地提出协调冲突的原则和方法。     

城市文化产业园的社会功能及问题反思——台中和南京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城市文化角度和费雷的城市文化生态理论出发,界定了城市文化产业园具有的文化传承和去城市性等十个正社会功能,讨论了“文化造市”得以实现的公民社会基础.再从区位、传统文化、社会分层、社会管理、对周边影响等方面阐述了城市文化产业园的负社会功能:文化产业园的边缘隔绝和功能异化、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新的社会不公和产业结构滞后、造成就业泡沫和隐性失业、与周边社区的功能冲突以及文化产业园的新型污染等,这对城市社区会造成深刻的负面社会影响.     

城市社区参与及其当代向度探析——基于互构主义的路向选择

社区参与指社区成员作为社区管理的主客体,依法通过一定渠道自觉、自愿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影响社区公共决策和公权力运作,参与社区监管,共享发展成果的行为与过程,社区政治参与是其核心。互构主义与社区参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因而,在互构主义视角下探索城市社区参与的有效路向,通过理念建构、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培育公民社会,强化利益关联,均衡资源配置,实现互惠共赢,激发参与动力,提升社区自治,助推城市社区有序参与,实现和谐发展。     

从社区的利益冲突看社区治理中的制度缺失问题——以BJ市L社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解体,商品化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物业社区在中国城市崛起,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居住的空间形式,而且整合了“私人”治理的特征,这种治理模式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各方的利益,这直接涉及到公民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制约性,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文章以BJ市L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主要的四种利益冲突,并且对这些冲突引起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从建构制度空间的新架构,协调社区各组织的利益和完善对业委会监督机制角度说明建立良好的制度空间是当代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论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

农民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而农民能否担当起管理农村社会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任,关键在农民的素质.反映农民素质高低的基本因素是农民公民性的成熟程度,但公民性的成熟程度是由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所决定的,因此,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性成熟程度,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提高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有诸多途径,其中,社会政策在提升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公民性的建构与反思——以江苏为例

转型中国急需借助强大而成熟的公民力量去建构和谐社会。本文通过对江苏四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研究,试图考察公民在私域空间的自我建构、基础美德、社会互动和政治诉求等四个维度上公民性的成长样态、建构模式,以及对公民社会的推动力,并且依从中国本土语境及全球化的双重视角对国人公民性的成长进行反思。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矛盾冲突的新特点

2005-2007年,课题组对24个东北城市社区进行调研时发现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这些特点既体现了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的特殊性,又具有中国城市社区矛盾冲突的一般性.由此,可以洞见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冲突问题.     

东北资源型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出路——场域视角下的社区问题探讨

近年来,有关社区研究尤其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等问题正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地域上、经济上以及发展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东北资源型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性及结构性,更加凸现了资源型城市社区研究及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然而,目前资源型城市的社区建设却问题重重、充斥着矛盾与冲突,严重影响了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以社区冲突为切入点,试图从场域这个视角找到社区冲突产生的根源,重新设计社区建设的方案。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区民族关系比较研究——以甘青宁三省区的四个社区为例

城市化的推进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变化,本研究从社区入手以量化的手段解析这个影响。先建构连续统模型和相关假设,再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分析,比较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民族关系的差异,验证模型和假设,得出结论:总体上看,城市社区中的民族关系不如农村社区中的民族关系好。     

论和谐视角下的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培养

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强化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是化解冲突、实现人际和谐,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此,要明确公民的正义职责和义务,建构和弘扬为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主义正义观;要把正义感能力作为现代公民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和要求;要在教育过程中贯彻正义原则,坚持正义教育的纵向性和横向性的统一.     

住房改革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发育——以杭州F社区为例

本文首先回顾了住房改革的进程,并以杭州市F社区为例,揭示了住房改革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一个案的描述,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并梳理出个案社区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公民社会特征.文章认为住房改革使都市新社区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体现了社区居民正逐步由过去的被组织化向自组织化方向的过渡.从这一点上看,这应当是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之外的另外一条公民社会发育之路,从而堪称为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以东部D市为例

目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阻碍了社区建设的进程。通过对我国东部D市的实地调查,发现这种缺失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社区规范缺失、社区归属感缺乏、社区信任缺失、社区参与程度低、社区人际交往稀疏以及社区非政府组织缺乏。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方法包括:落实社区居民自治、培育公民精神、扩大社区参与、发展非政府组织与重视专业社会工作者。     

合作共治: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苏州市平江区社区体制创新探析

随着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与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必然提到议事日程.城市社区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社区的健康发展,一定意义上将推动与促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城市社区模式众多,有的从民主角度,有的侧重社区自治,有的强调地方政府服务.其中,苏州市平江区以体制创新为特色的社区建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苏州平江社区"1 4"体制架构的设想与法理依据,其体制创新的内涵与价值.对于探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路径、配合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形式、尝试地方政府与社区合作共治的治理之道以及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推进公民社会成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

社区冲突的再生产是当前我国基层冲突延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从原本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利益纠纷问题,最终发展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定乃至城市秩序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法院、民众等社区冲突主体均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冲突应对策略,却导致了社区冲突的再生产,其中拥有合理诉求的民众成为推动社区冲突再生产的直接主体。这启示我们,在应对社区冲突时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着眼于社区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真正参与到附带着较多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实实在在的认同,并培养民众自主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抑制冲突再生产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