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尚北宗南与唯务折衷

“唯务折衷”是贯穿《文心雕龙》的思想方法之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由此入手,重新评价和认识《文心雕龙》。本文拟从刘勰与当时文坛主流的人际关系入手,考察这一思想形成的原因。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而这种状态恰好将他置于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汇点,使他既在主流之中,又出主流之外。换言之,他既能冷眼旁观,看到圈内弊端,自觉从北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养料,思想气质上尚北;又熟悉圈内风气,尊重南风劲吹、文尚新变所取得的成就,审美意识上宗南。所以,“唯务折衷”思想的背后是若即若离的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刘勰采用了"折衷"思维方法。刘勰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准确把握了谶纬为"伪"及其"诬圣"、"乱经"的"势"、"理"本性。由此之"正纬",其目的在于归儒经还之正宗。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关于刘勰的“酌乎纬”《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除了指出谶纬“乖道谬典”外，还认为其“有助文章”。事实上谶纬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其中杂有儒经真义，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等功用，不可全盘否定。刘勰的“酌乎纬”，较典型地体现了“折衷”的思维方式。     

《文心雕龙》叙事思想初探

《文心雕龙》中有着丰富的叙事思想，主要表现在实录叙事规范的确立、整体性叙述结构模式的选择以及叙事谋略的理论等方面。刘勰对叙事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然而却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心雕龙》文气说初探

“气“作为我国传统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在“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全方位的表述。刘勰气论的精髓不在于阐明了作品不同的风格特色源自主体不同的创作个性,而在于他把气与情、志联系起来,展示出气所具有的广阔的现实内容和深厚有力的内涵。刘勰气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将气与才能、学养、习染相联系而赋予其动态发展的属性,更在于抓住了艺术形象之所以鲜活生动的源泉,抓住了杰出艺术之所以愈久弥新的根基。     

勘《文心雕龙·隐秀》之“隐”

《征圣》、《隐秀》两相皆有"四象"之辞,历来注家或以"四季"之象或以孔颖达所引"实"、"假"、"义"、"用"四象释之,经笔者追溯《易传》和对汉代《易林》研究．认为前者实为"失得"、"优虞"、"进退"、"昼夜"之象;后者则是一别封"变"而得两别卦中隐含的四个"互体"经卦之象,此为"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之真义。又及宋代张戒所引《隐秀》之佚文,据本篇对"隐"、"秀"之定义和《文心》其他篇用"情"字之特点与唐代元兢对"秀句"之阐释,指出"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绝非"真《隐秀》篇之文",是张戒错误的"撮述"。     

《文心雕龙》释疑

本文通过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细致解读,对4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从《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对创作主体心术情性的陶冶与培育，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固然有其封建性和保守性，但在摒弃了传统儒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种种僵化、保守、反动的糟粕之后，还是有其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儒家仁德、仁政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仁爱、诚信、忠厚、朴实、节俭、勤劳、清廉等等高尚品德，是守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家园。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社会上物欲横流、唯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滑坡以至缺失的今天，其越发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光华。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中庸、折衷主义与价值判断

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也反对“过”与“不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既不能把它视为“折衷主义”而给予过激的批判,也不能把它与“调和主义”混为一谈,逃避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是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与发扬的。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从《文心雕龙》对陈琳的评价看刘勰文学批评观的局限性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无论是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峰。本文试图从它对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之一陈琳的论述中探讨其基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不足。     

胡风与《文心雕龙》

胡风文论与<文心雕龙>都受到传统整体思维的影响和制约,具体体现为创作论上的"天人合一",作家论上的"内圣外王"和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上的"体用合一".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引用”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解读刘勰《文心雕龙&#183;事类》篇的修辞价值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引用的性质、定义、类别和运用准则,确立了引用的修辞格地位。如首次把引用大别为两类:引事和引辞,奠定了引用的分类基础;反复申述引用的运用准则:贴切自然,开启了后世文人学士对此的深入探讨。《文心雕龙.事类》篇为引用修辞搭起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建构系统的科学的引用修辞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

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和担忧激励了理论创新。在诸多创新方式中,理论综合是重要的一种,具体包含了理论折中和理论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理论合成的严格理论与理论折中的实用性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较多模糊地带。更多的研究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已成事实。在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之间还存在一种理论综合的方式——理论回归,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所谓"基础路径"即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而是逐渐形成超越具体学科及/或理论的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     

道沿圣以垂文：《文心雕龙》中主体性的升位

主体是文学活动的关键因素.中国古典文论对主体性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心雕龙>对主体性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刘勰赋予了道、圣、文积极的含义,在解决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把从道至文看作一种过程.在主体性日益萎缩的今天,重温刘勰关于主体性的论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